行贿犯罪立法体系趋向之检视

现今行贿犯罪立法显现出构成要件要素冗余、刑罚结构失衡、刑罚厉度不足等特性,无不表明我国的行贿犯罪治理深受消极治理主义影响。有限的司法资源面对不可估量的行贿犯罪黑数和存量,已呈捉襟见肘之势。为打破治理效果疲弱之僵局,学界涌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流派,一是倡导行贿犯罪出罪化与免责化,二是以积极治理主义为指导惩治行贿犯罪。审慎取舍的积极治理主义的主张,对未来行贿犯罪立法体系建构意义非凡。     

刑事合规出罪事由研究

随着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为企业出罪寻求刑法意义上的正当性事由成为合规制度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刑事合规出罪的理论基础源于当前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风险社会下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和法益修复理论。强化刑事合规出罪化的功能,对于规避预防企业面临的刑法风险、优化企业犯罪的防控模式、减少“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等方面意义重大。企业承担责任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管理监督过失和合规建设缺失,因而企业是否实施有效合规计划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关键因素。应借鉴域外合规出罪的先进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合规出罪制度。     

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优化路径选择——以危险驾驶罪为切入点

在以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轻罪比例持续提升的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制度愈发与权利保障发生冲突,已经成为刑事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对犯罪附随后果进行全面检视和优化,对设定渊源与适用范围进行限缩,阻断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进一步扩张,并引入司法救济和前科消灭机制限制不利影响。程序上可以通过扩大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出罪机制限制犯罪附随后果的处罚范围。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犯罪附随后果数据库,为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与救济提供明确指引。     

论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

重刑主义观念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领域确有泛滥之虞。在比较分析了关于非刑罚处罚制度价值的不同认知后,阐明非刑罚处罚制度的核心价值,即抑制重刑主义,并实现犯罪人的罪、责、刑相统一。坚持不断完善非刑罚处罚制度对推进刑法社会化、维护个案司法公正、实现刑罚的社会价值均有重大积极意义。     

轻罪刑事政策的个罪适用 ——以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为例

《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做了全部入罪的规定.然而,依据轻罪刑事政策,应当认定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为轻罪,对该罪名的出入罪设定标准、刑罚设置、刑罚执行等方面应当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其未来的修改方向应当包括在定罪方面制定相应的出罪标准;增加罚金刑、没收财产和法院禁止令等手段代替我国现有规定的自由刑;在司法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情况设定对罪犯是否进行监禁等,从而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完善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建设性构想

侵犯商业秘密罪是指违反国家商业秘密保护法规,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目前,我国商业秘密保护方面有关规定及司法实践中尚存问题,本文对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现行立法模式及立法规范、刑事司法诉讼和竞业禁止三方面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     

略论外国刑法上的彩票罪 --以大陆法系的刑法规定为例

彩票罪是外国刑法上的特定类罪，我国刑法上并无类似规定。鉴于我国已发生多起彩票违法犯罪重大案件的事实，外国刑法上的彩票罪对我国有效治理彩票犯罪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规范彩票的经营行为，防范犯罪，保障参与的利益，彩票立法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保护健康的经济生活风俗为原则。所以，它应当由具有递进关系的三个层次的立法构成：一是经济立法；二是行政立法；三是刑事立法，有关刑事立法的问题可参照德日等国的立法经验。     

预防性刑法之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研究

污染环境犯罪较一般犯罪而言,社会危害性更大,辐射范围和区域更为广泛,不仅破坏生态环境,还对人们的健康产生无形的危害,有预防性刑法介入早期干预、惩罚前置化的现实需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为达到防控犯罪的目的采取合理的犯罪化是必要的,污染环境罪立法修改后呈现的治理早期化现象可以看作是预防性刑法下的部分展开。在反思预防性刑法的背景下重新审视污染环境罪的治理早期化现象,重新梳理并考察此二者间的逻辑关系。污染环境罪治理早期化的问题与困境一方面源于预防刑法本身,另一方面来自于当下立法技术,未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可寻求刑法理论内部的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刑法体系外部的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综合调整。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刑事过度化及其合理限控

为了遏制野生动物行政违法刑事化趋势,“两高”2022年出台了新的《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司法规则层面较好地控制了刑事过度化问题。然而,野生动物保护刑事过度化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一是立法过罪化,具体表现为刑事犯罪与行政违法完全重合、刑事立法超越行政立法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二是司法过度化,具体表现为拓宽犯罪行为圈、降低主观明知认定要求、随意扩大对象范围、犯罪标准行政违法化等。刑事过度化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治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过于依赖刑事手段,司法机关过于注重形式入罪忽略实质出罪,行政前置法规范不完善等。应当通过限缩刑法制裁范围、合理规制犯罪行为、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等途径予以解决。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检视及发展路径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为回应犯罪结构的变化和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内在需求,党中央明确提出少捕慎诉慎押这一重要刑事司法政策。作为犯罪治理的重要抓手,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发挥着强化人权司法保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的价值功能,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重羁押重追诉的现状依旧突出、司法人员适用动力不足以及如何平衡不同政策之间的价值冲突等现实问题。为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应当打破陈旧的司法理念禁锢,转变不当的考核机制,对逮捕、非羁押措施、不起诉等制度进行系统完善,并在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平衡协调好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严刑事政策的关系,构筑犯罪治理的实践进路。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与我国刑法再法典化

刑法再法典化是多重因素决定的重大立法活动,既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刑法再法典化必须以服务和引导我国司法实践走向公平正义为目标,并体现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新时代犯罪治理转型的产物,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从宽”的体现,这一新型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强调犯罪人的前置性社会复归,实行刑罚犹豫制度等刑事法治要义。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包括立法的谦虚与司法的谦抑两个维度。我国刑法再法典化必须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观念基础,这不仅要求修正刑法中的“但书条款”,而且要严格限定轻罪的增设,同时,还要推行前科消灭制度,并对缓刑优先适用。     

以刑制罪:一种定罪的司法逻辑

以刑制罪作为一种定罪的思维路径,不仅有其逻辑基础,而且有着深刻的法理根基.它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应有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以刑制罪,一要理性认识法定刑的质,二要在比较中明确法定刑的量,三要注意刑事政策对法定刑的影响.     

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

刑法不得已原则执基民众立场,载荷常识、常理、常情,依托人权保障,从刑法当为的内容追根溯源网络犯罪的刑罚边界,洞彻网络犯罪乃主观罪过支配的内在乾坤,揭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同宗同源的实质意蕴,统一网络犯罪在秩序与人权、主观与客观、虚拟与现实、实害与风险之间的共识。刑法不得已原则以公众意愿考量他法是否能够有效调整以及不予刑法调整,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否会崩溃,探寻区分赋值、刑事和解在网络犯罪之罪与非罪和缓连接中的不得已运用。在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科予上,不得已原则又以公众情感直观测量刑量,并在相应的罪名之间以刑制罪,确保网络犯罪刑罚边界之适正性。     

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弊端剖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2021年3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仍旧延续了近年来积极主义刑法观的立法风格,这固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规制与引导职能,展现立法者对公众关切的积极回应,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可以预见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如因入罪门槛过低导致司法资源过量消耗,给轻罪者带来刑后歧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营商环境;“刑法万能主义”作为一种“偷懒式”思想,模糊了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区分边界;立法过度精细化容易导致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过窄,部分限制了裁判者的司法能动性,且可能为潜在犯罪者提供规避刑罚的“负面清单”。这些规范和实践层面暴露出的弊端应当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必要的警惕与反思。     

论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障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现阶段关于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之争以及对此问题存在的司法困境,主要是由于立法层面制度的不协调造成的。在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争聚焦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实体上是否应当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其二,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采用什么程序加以保障。立法应当确认刑事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实体权利和诉权以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以及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程序选择权,从而建立程序保障机制。从制度建设层面完善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构,才能正本清源。     

构建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理性探究

暂缓起诉是随着起诉法定主义发展到起诉便宜主义而产生的,这种追诉观念上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在刑罚目的观上的变革,其价值内涵符合了当今刑事政策的趋势,在控制犯罪和减轻司法资源紧缺压力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因此其有被现行刑事司法体系接纳的可能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起诉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应该在立法和实践中应逐步加以完善.     

论社会危害性的立法与司法功能

社会危害性理论受到种种诟病,学者甚至发出了将其逐出注释法学领域之呐喊。笔者以为,社会危害性理论确实有许多缺陷,但不能以此完全否认社会危害性概念存在的意义。因为,许多对社会危害性的抨击本身是建立在对它的错误理解和使用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笔者从界定社会危害性的含义入手,对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概念进行了甑别,认为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必须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功能不同,即在立法上的标尺功能和在司法上的出罪功能。     

复杂性范式与刑事司法理论模式的演化

刑事司法理论模式同任何理论体系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思维范式.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建立在报应主义、功利主义或两者结合的刑罚理论模式基础之上,希冀通过时已然犯罪的均衡责罚或有效预防未然犯罪来实现正义,但20世纪以来,传统刑事司法的实践在控制犯罪、矫治罪犯行为以及对被害人赔偿等方面均陷入困境.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对传统刑事司法模式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兴起了恢复性司法运动.恢复性司法在满足被害人需要、促进罪犯回归社会、减少犯罪、控制成本等方面较传统刑事司法体现了一定的优势,但其在克服传统刑事司法缺陷的同时却也暗含着付出更大制度性代价的风险.传统的简单思维模式已经很难为现代刑事司法找到出路,刑事司法的理论和实践唯有采取一种有能力承认对话、循环性和多维性的复杂性范式,运用两重性逻辑,深刻理解刑事司法理论模式合理性与局限性的交织,建构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的互补.创设网络化的刑事争端解决机制,才能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超越.     

刑事司法令状主义问题研究

随着对公民权利关注程度的日益增加,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刑事司法令状主义以制约司法警察的超强权力。刑事司法令状主义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是司法权和强制性处分限制适用与适度的具体保障。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司法令状主义,因此,确立刑事司法令状主义,完善司法控制和程序控制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