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责任伦理

现代社会的新媒介化生存与新媒介化风险的现实需要确立以“责任”范畴为核心理念的新媒介责任伦理.在新媒介化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新媒介责任理论的出现不仅使传统伦理学迈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赋予了传媒伦理学新的道德维度.新媒介责任伦理学的建构应以技术伦理、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为内在维度,形成现代传播伦理的新模式.     

当前中国家庭同一性式微的伦理根源

当前中国家庭同一性解构的深层次根源是“伦”的退隐以及关于“伦”的观念的淡化,其直接原因是“理性”对“精神”的僭越.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将家庭成员解构成孤立的原子式个体,家庭成为个别性家庭成员“利益的战场”.应对家庭同一性解构的伦理路径是:以生态哲学的方法,通过中西方伦理资源的互释以及对当前中国伦理关系“新五伦”的把握,以其共同倡导的“伦理性的爱”为切入点,实现家庭伦理关系的生态整合;以精神哲学的方法,揭示“理性”对“精神”的僭越,还原家庭伦理精神而不是理性在家庭伦理观念中的地位,从而在意义世界使家庭真正成为家庭成员的“精神家园”.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的伦理风险及其规避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量子计算等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智能技术与教育的不断融合,在为教育带来便捷、培养时代新人的同时,也衍生出复杂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的伦理风险主要表现为：“我—他”师生的传统伦理关系错乱、数据壁垒和鸿沟带来的合法权利丧失以及确定性算法和不确定性发展之间的伦理背离。究其原因,与“一切皆技术”的算法崇拜主导着当前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与固有制度观念的时空分离以及人工智能教育应用中的多元主体责任壁垒密切相关。为合理规避这些伦理风险,促进其可持续健康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建立系统完善的学生隐私保护规制,构建各责任主体共同参与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制度体系。     

伦理观念与译者的操纵

伦理观念是文化的重要部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其影响.面临两种伦理观念冲突,译者必然在两者中有所选择.本文从中西伦理观念对比视角讨论伦理观念冲突对译者的影响,分析引起译者操纵的原因,并揭示出译者的一个重要职能,即在译文与译文读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即,使译文在译语伦理观念中得以接受.同时指出发展变化后的伦理观念对同一源文本期待新译本的出现,反之,新的译本将会对这种伦理观念及其社会产生新的影响.     

论劝导游戏及其对劝导技术伦理困境的超越

劝导游戏是利用"程序修辞"的方法去立论进而改变玩家态度和行为的电脑游戏和技术人工物.其中,程序修辞指的是劝导游戏通过"过程表征"去刻画和表达驱动现实事物或系统如何运作的方法和逻辑(即程序性);该表达是以三段论省略式的形式立论的,玩家通过与游戏程序的交互从而填补省略式缺失的前提(即修辞性).由于劝导游戏是劝导技术应用于电脑游戏后的结果,那么也极有可能会引发与劝导技术类似的侵权和操控伦理困境.劝导游戏试图从两方面超越上述困境:用过程表征等内容建构游戏世界,并把游戏世界作为玩家后续进入现实世界的实验室和缓冲带;利用程序修辞为设计师和玩家提供了 一个沟通对话与民主协商的机制和平台.     

“挑战式教学”视域下的“西方文艺理论”教学

“挑战式教学”旨在提高学生学业挑战度和师生互动水平，它的核心是挑战式问题。在内容上，这些问题需有全球化视野，具有跨学科性和前沿性特点；在形式上，它强调师生在课内外的学习和协作强度，通过体验式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和学术潜能。这一教学模式不论是在目的、基本内涵，还是在教学过程设计、成效评价等方面，都对“西方文艺理论”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围绕“挑战式教学”实施的核心挑战式问题，从挑战式问题的提出、挑战式问题的处置、挑战式问题的延伸三个方面，以对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教学为例，探讨这一课堂教学模式在西方文艺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数字图像技术的视觉伦理挑战与建构

数字技术建构起来的电子图像与算法图像打破了世界“原本”与“摹本”的区别与对立,使得镜像、幻象与实存一体化,由此带来了远距临场与沉浸式观看、双向建构与圈层化认知等新的视觉化特征。这些新特征对传统的以“观者主体性”为核心的视觉伦理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具化为:数字图像对观者的理性认知能力的挑战、对观者的对象性意识的挑战及对观者的多元文化视角的挑战。数字图像技术时代的视觉伦理建构应该走向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可行性能力增强的“主体之善”和与现存多元文化同在同构、交融互动的“结构之善”。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及规避路径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智能科学应用技术发展的必然,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广阔发展前景。但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隐匿着伦理风险,呈现出主体地位消解与情感疏离、算法推荐与学生个性发展异化、个人隐私泄露与权责不清等多方面的伦理风险样态。其生成原因在于其与相关主体的技术素养欠缺、人工智能算法技术自身的局限、伦理制度和政策法规的滞后等有着密切关联。为防范和规避这些风险,需要“以人为本”构建新型师生伦理空间、“以术为用”增强智能思政的技术治理、“以法为界”构建智能思政大数据责任伦理规制,推进做好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风险的防范工作。     

生态文明的伦理精神——一种实质伦理的探讨

任何一种文明都蕴含着特定的伦理精神.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价值诉求的生态文明的伦理精神是尊重自然、环境责任、生态公正等.尊重自然的伦理精神是人类从内心对大自然的认可、关爱和善待的意识和观念,意味着人类要认可自然、关爱自然、善待生命;环境责任的伦理精神是人类要为自己对大自然采取的各种行动所造成的后果负责的意识和观念,是个体责任与整体责任、“近距离”责任与“远距离”责任、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统一;生态公正的伦理精神是人与人之间在环境权益与环境义务上的合理分配和恰切负担的意识和观念,包括保护环境人权、代际公正和代内公正等内容.     

“人工智能+教育”驱动下的教师知识结构重构——论融入伦理的AIPCEK框架及其发展模式

人工智能(AI)技术的教育应用给教师教学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从智能教学环境、“AI+教学法”的创新到教学内容表征形式的智能化,AI的影响日渐广泛,但同时也伴随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伦理问题与伦理风险。进入智能化时代,教师扮演着新的角色并面临更加复杂的AI应用伦理问题,这需要重构教师的知识结构。为此,基于TPACK概念框架,将伦理知识作为一种新的教师知识构成要素引入,提出并构建了“AI+学科教学”伦理知识框架(AIPCEK),即教师的基本知识构成包括教学知识、学科知识、AI知识和伦理知识。在原有TPACK框架基础上,生成新的融入伦理的复合型知识形态:教学伦理知识(PEK)、学科伦理知识(CEK)、AI伦理知识(AIEK)、学科教学伦理知识(PCEK)、“AI+学科”伦理知识(AICEK)、“AI+教学”伦理知识(AIPEK)和“AI+学科教学”伦理知识(AIPCEK)。AIPCEK继承了伦理知识所具有的复杂性、情境性、实践性、协商建构性和多元化等特点,其发展模式有三种:AIPCEK发展的金字塔需求模型;基于在线实践社区的教师AIPCEK发展模式;基于项目驱动的AIPCEK发展模式。AIPCEK的提出,有助于揭示智能时代教师知识结构新的特点及伦理内涵,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为教师的知识结构研究及教学实践,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ChatGPT技术热潮下教育变革的挑战和对策

ChatGPT问世不久后便在全球引发强烈关注,并对教育产生剧烈冲击。ChatGPT在教育领域的快速应用与其自身具有的宜人性、广能性、高效性特征密切相关。ChatGPT挑战了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固有的基本原则：第一,它一方面会推动对教育培养思维目标的重新定位,引发社会需求的思维技能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它也会惰化人的思维;第二,它会让人们重新审视人机交互这一观念,并挑战传统的师生互动原则和教学关系;第三,它会解构乃至威胁传统的教育和学术伦理。要回应这些挑战,需要聚焦培养批判性思维、伦理道德价值思维、提示语工程、创造性思维、决策思维、专业思维六大教育目标,以人机协作为核心,重构教学观念和教学过程,适时调整并重视教育和学术伦理建设。     

人工智能时代个体道德处境与德育的时代责任探析——基于技术哲学的生命结构观

在技术哲学的视域下,人的完整生命是“人”与“技术”的合一,人在发明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发明着人,给予人超越性的力量,使人的生命空间得以扩展。然而,技术的存在与发展也会让人陷入风险之中。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机器的“智能”对人“意识”的僭越,使人面临着道德主体性失落、价值失序、伦理精神缺失等问题。对此,道德教育应当肩负起时代责任,引导个体重新审视人、技术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对包括现实与虚拟在内的生活世界形成伦理认同,使之成为具有伦理精神与行动能力的道德主体。     

行政伦理责任探究

行政伦理责任的研究基于一定的哲学理念。民主、主体性、主体间性、批判性思维是西方思想家所强调的理念;稳定与和谐是中国思想家所强调的理念;中西思想家对“正义”与“平等”理念有着相似的理解;从行政伦理责任的理念到行政管理实践中的实施,不仅需要在法律体系中的渗透,而且需要来自于行政管理内部对于雇员实施的有关行政伦理责任的监督,以及对行政管理者和公民实施行政伦理责任的教育。     

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蓝图——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研究（四）

随着ChatGPT等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未成年人成长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战,急需构建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规范体系。文章从人才发展、AI向善和人机共融视角出发,构建了面向未成年人的人工智能技术规范体系模型：“技术内容规范”将基础性、时代性和价值性三个维度的知识结合在一起,旨在从核心素养的角度规范学生能接触到的人工智能技术内容;“技术工具规范”围绕可用性、适用性、安全性、价值观对AI学习工具的设计、开发和应用全过程提出规范要求,旨在从应用监管角度保障未成年人的使用体验;“技术伦理规范”基于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安全可控原则,对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治理提出要求,旨在从安全伦理角度促进未成年人、社会、自然和人工智能的和谐共处。     

知识经济·创新教育与道德观念

知识经济的本质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以人的主体实现和超越为特征的经济。它不仅对人们的文化素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而且对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生活、道德行为也提出了挑战。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创新教育必须对传统道德观念加以变革,努力培养“创造性人格”观念、“美德即知识”的观念、“经济伦理”观念、“科技道德”观念、“生态伦理”观念、“全球伦理”观念,从而担负起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庄严使命。     

高校实验室管理的伦理风险及实践应对

管理的伦理属性决定高校实验室管理体现出教育性与强制性、属人性与属物性、过程性与结果性等内在特征的矛盾性,孕育了制度凌驾权利、权力超越公正、手段僭越目的的伦理困境,对学校管理伦理共同体建构产生障碍。为实现实验室管理的合道德性,需要从伦理内容体系建构、主体责任伦理和实践伦理反思3个维度重构高校实验室管理的伦理观念。     

现代远程教育伦理责任：内涵与定位

对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应作广义的理解,是教育伦理功能的延伸,远程教育的伦理责任包括内含式伦理责任与外生式伦理责任,是远程教育的活动主体在远程教育活动中依据“善”的标准而对行为的道德素养所施加影响的过程,同时它又与教育伦理存在着区别与联系。     

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风险与理性抉择

教育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领域,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对教育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也给教育伦理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导致的伦理困境和可能面临的伦理风险,主要表现在人工智能与教育主体的权利嬗变、算法推荐与学生个性的发展异化、人工情感与人机互动的情感危机、智能感知与教育数据的价值困境这四个方面。为了防范和消除这些伦理风险,“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法为界”是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理性选择,教育责任则是“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应该做什么”伦理准则的实践指向。     

论学生的需要——兼与张华《我国课程与教学的概念重建》演讲的商榷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广泛展开,“学生的需要”这个口号被用来作为许多教育改革活动的依据甚至“旗号”。本文就此概念进行了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指出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伦理性,并不能简化为其主观的“我想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时代中国教育理论对“学生需要”的建构过程和建构逻辑。最后,本文将“学生的需要”与“生活世界”、“学生的经验”等概念作了必要的区分,并简要梳理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     

智能革命对人性的深度拷问

当科学技术发展到影响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时,合乎伦理的技术发展和基于技术发展的伦理学研究就成为时代之需。因为智能机器的自主性、适应性和交互性带来了人类劳动或工作形态的大变革,突破了传统的制度安排和伦理规范的限度,提出了如何重新理解“自由”“劳动”“成功”等关乎人性的概念问题;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的身体技术化趋势,互联网、大数据、元宇宙、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人的精神技术化趋势,提出了如何认知人的身体边界、精神愉悦、自我尊严、自我实现乃至生命意义等关乎人性的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度拷问之基础上。这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提出了必须平衡科技发展与人类价值保护,平衡技术的应用价值与社会责任的要求。这种情况表明,人类社会在从工业文明转向智能文明的过程,迫切需要重塑或营造有利于人的身心成长和生命意义提升的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