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活动、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中的社会动员--基于L村“会首制”的个案考察

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治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中国乡村文化惯习的多样性造就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也为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样本。 L村的民间香会活动以民间信仰为心理契约,建构起“会首制”为载体的关系网络和资源获取渠道,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在公共交往活动中社会资本得以加强和重构,并借助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实现基于社会记忆的传承演进,由此产生的社会动员能力对正式制度理性下的农村现代化具有较大影响。     

精准扶贫背景下村落公共空间的衰落与重构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村庄的整体性贫困与村落公共空间的衰落相互嵌结。当前,以农民个体和家户为主要扶持对象的精准扶贫实践和以技术治理为主的政策落实方式,使许多贫困地区的扶贫政策屡遭执行困境和落实偏差。以基础设施和产业扶持为主的"整村扶贫"的日常实践忽视了村落社会"组织衰落"的短板,因缺乏与村落公共平台的衔接以及村民的社会性参与,导致扶贫"内卷化",进而加剧了农民原子化、村落离散化、村庄共同体瓦解甚至"村落终结"的趋势。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研究村落公共空间与乡村社会治理之间的关联机制能够在理论上承接并形成本土化的公共空间理论,在政策和实践层面深化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彝族传统节日文化的衍生、流变与传承——以昙华插花节为个案

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标志性符号,反映了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心理特征和民族情感.插花节作为彝族的传统节日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插花节肩负着凝聚民族智慧,承载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经历了从虚幻到真实、从单一到多元、从小村落到大社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民族传统节日处于当今世界性的文化变迁背景中,或多或少都发生了变异,如何在变异中传承和保护传统节日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条件特征及对乡村治理的挑战——对星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精英的代际传承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对星村这个近郊村庄的实地考察发现:个人能力、参政意愿与社会资本三者结合,形成了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的条件;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具有内生性、家族性、转型性、认同性以及典型性等特征。乡村治理精英代际传承主要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基层民主、村庄稳定和传承合法性三个方面的挑战。     

传统节日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构探讨

中国传统节日与民族音乐文化都是中国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增添了绚丽多彩的一笔。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注,传统节日与民族音乐文化的重构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问题。如何通过这一文化重构过程实现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是国家与人民需要思考的重点。本文就将通过探讨民族音乐文化和传统节日现代重构的必要性极其功能,来探究传统节日与民族音乐文化重构方式。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给广大民族文化关注者一些启发与帮助。     

公共性重塑：乡村文化振兴的善治逻辑

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国家善治的重要议题。村落文化作为乡村共同体的呈现样态，存在乡村文化的多元化来源和展演形态。文化公共性与乡村建设休戚相关，村庄政治精英不但引领了文化资源的运作方向，而且重新整合了村民的“文化习惯”,为村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具体而言，要通过政策宣传激发村庄文化的活力，围绕党群关系发挥村规民约的影响力，进而践行文化制度的本土化适应力。同时，乡村文化公共性的流失贯穿于公共议题的失语和公共空间的日渐式微。因此，要不断涵养乡村公共精神，加强村民公共意识的培育，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乡村精英的引领作用，完善乡村公共空间的设施建设；不断拓展文化赓续的公共空间，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和关系，通过重构社区空间，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明确公共规则的内容和制定程序，加强公共规则的宣传和教育，健全监督机制的信息反馈渠道。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苗族村落文化保护研究——以贵州省雷山县控拜村为例

日益加快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猛烈冲击着传统的农耕文明,其传承与发展也出现了断裂和危机。梳理文化变迁的概念,以贵州省雷山县苗族控拜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描述和解释苗族村落传统文化的变迁机制,研究其村落文化传承与变迁的过程及特征。探寻苗族传统村落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传承与发展的方法及对策,为今后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扬民族村落文化做出思考和探索。     

“半城市化”对中国乡村民主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半城市化”道路对于中国乡村民主的影响.在“半城市化”模式下,农村人口作为生产要素被吸纳到城市的经济体中,但不享有城市公民或当地村民的各项权利.这种城市化道路对乡村民主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在中西部以人口输出为特征的传统村庄,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出,导致村庄政治精英的流失,同时削弱了村庄的社会信任,从而降低了村庄民主的质量;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以人口输入为特征的城市化村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导致外来人口超过本地户籍人口的局面,外来人口被排除在乡村民主和治理结构之外,形成新二元结构,这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地方性公民权”限制了村庄民主的包容性.改变现有的城市化模式,重构城乡关系,是乡村民主发展的关键.     

乡土文学对乡村振兴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的地缘边界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被压缩,很多传统村落的地理空间演进为城乡结合部。乡村既失去了传统的史地样态,又难以融入城市的高发展节奏。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治理目标。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重振乡村精神和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学可提供助力:一是乡土文学可展现乡村特色,传承乡村精神;二是乡土文学可回溯乡村历史,构建乡村文化;三是乡土文学可深挖乡村典型,讲好乡村故事。     

新型农村社区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的实证研究——以温州若干乡村城镇化新型社区为范例

城中村的改造,使乡村直接城市化,村落生活模式进入社区生活模式。生活环境转换引起了文化适应、心理适应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由传统村落向现代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变革的需要。通过考察温州新型农村社区村民“居民化”后文化心理认同的现状,采用了TOPSIS （优劣解距离法）等方法对7个社区在婚姻观念的变化等11个影响因素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总结社区间文化心理认同内在关联与特征,为探索有效的乡村文化治理策略提供支撑。     

文化堕距：村落转型中的农民心态与乡村文化秩序——基于浙江H县开发区五个拆迁村的调查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村落转型心态是农民对政府拆迁政策强有力的支持,移居安置社区的拆迁农民被推动着快速告别乡土文化,接受城市社区文化,而以保守、稳定为特征的乡土文化的转变速度远落后于乡土社会的变迁。缺少思想引导的农民心态滞后现象表现为拆迁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对村落生活的怀念、对安置社区治理的低认同弱参与和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从文化堕距的概念入手理解乡村变迁,从心态上思考乡村文化秩序的调适问题,对推进农民精神世界合理嬗变、重构乡村文化秩序有重要意义。     

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与路径

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有助于传承乡村记忆与乡村文化,提升村民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盘活乡村教育资源,提供多样化的乡村公共教育服务以及发挥“第三方”评价与监督,推动乡村教育整体协调发展。当前,社会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教育治理面临现实困境,即社会力量参与意识不强,未能形成多元治理格局;乡村教育治理监督乏力,社会公益组织公信力不足;乡村教育治理内部分工不明确,乡村问题分析精准性不够等。为助推社会公益组织有效治理乡村教育,要形成多元主体“共治”,达到乡村教育的“善治”;加强乡村教育治理的内部监督,提升社会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合理利用大数据的支持,提高乡村教育的精准治理。     

民俗节庆重构与乡村社会治理——以婺源篁岭“晒秋节”为例

乡村旅游语境中的民俗节庆融入了时代精神,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篁岭"晒秋节"作为婺源一张金字名片,其旅游价值、文化价值、民俗价值日益凸显,在展示其文化传统、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促进了旅游发展、凝聚了古村人心、推进了社会稳定。篁岭"晒秋节"的重构,多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既传承了民俗文化,又促进了旅游发展,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     

裂变与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能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最佳场域和重要载体,为维系乡村社会良性运转提供文化保障,为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凝聚力。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有衰退的迹象,公共文化空间也在发生蜕变,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一些困境。地方政府或村民自治组织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拓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乡村社会善治良序;创新乡村公共文化活动,重构乡村社会价值认同;增强村民参与主体责任,充实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中国传统村庄信任研究——以汉中市S村为例

通过汉中市S村的调查访谈发现,传统村庄中的村民,对信任维护主体、对熟人以及陌生人的信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由经济、文化、劳动力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引起,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水平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需要将现代社会信任与传统村庄信任相融合,重构村庄信任的基础。     

电视与乡村社会的变迁——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分田到户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渗透,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这一变迁历程相伴随的是,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并迅速普及,电视下乡对乡村社会的急剧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乡村治理、村庄性质以及人际关联等三个方面呈现出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来分析电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社会生活的关系,以理读电视与区域性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的内在关联问题。     

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分田到户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渗透,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与这一变迁历程相伴随的是,电视开始进入中国农村并迅速普及,电视下乡对乡村社会的急剧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乡村治理、村庄性质以及人际关联等三个方面呈现出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关系,来分析电视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庄社会生活的关系,以理读电视与区域性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的内在关联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俗体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融合路径研究——以池州地区舞龙习俗为例

民俗体育作为传统乡村生活的重要文化事项,是参与乡村振兴、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文章以池州地区舞龙习俗为例,从社会学、民俗学视角对民俗体育参与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困境进行剖析。结果表明：嵌入乡村治理是民俗体育现代性传承的必由之路,有利于重温乡土文化的价值认同,促进乡村团结与交流,推进社会道德规范新风尚的形成,带动乡村新的产业发展。但也存在着主体困境、后备不足、文化脱离以及行动业余等问题。提出了把握新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提升专业管理水平质量;重塑民俗体育文化价值内涵,激发乡村治理文化活力;创设乡村民俗体育治理环境,打造乡村民俗体育文化品牌等策略,旨在构筑新时代乡风文明新高度,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转型期乡村治理的社会情绪基础：概念、类型及困境

乡村治理是通过解决乡村面临的问题，实现乡村的稳定和发展的动态活动过程。乡村治理有一定的社会情绪基础和背景。要全面深入分析和理解当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就不得不深入分析其内隐的社会情绪。村庄是乡村治理的对象和基本单元，村庄主要社会群体的社会情绪即是乡村治理的社会情绪基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村庄会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社会情绪。异向社会情绪在中国乡村的蔓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乡村社会治理与生态文明一体化推进研究

乡村社会既是绿水青山的直接守护者,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行动者。调研发现,缺乏系统谋划的乡村社会治理行为和生态文明建设行动可能产生重复指令和资源浪费,并在乡村社会中形成竞争性或替代性的选择,影响战略实施的效能。以系统观念为视角研究发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具有一体化推进的历史机遇性,两者间战略主体的一致性、战略目标的互促性和战略行动的协同性为一体化推进带来了可行性。建议从社会动员、法治保障、重大行动和督察考核四个路径一体化推进,系统处理振兴与治理、发展与安全、美丽与平安、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促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