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丰诏狱与北宋政治

北宋神宗熙丰时期为了推行新政,防范臣僚结党营私,屡屡兴起诏狱,不惜将涉案大臣送入诏狱严加审讯。下狱受审的大臣人数之多,在此前的北宋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臣僚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从而重创了当时的士风,侵害了宋代优礼大臣之祖制,给当时的朝政造成了重要影响。熙丰时期的诏狱,虽存有枝蔓株连、过度求治现象,但除赵世居案外,并未出现诛杀冤案,总体上仍能遵循祖宗不杀大臣之遗训。熙丰时期一系列诏狱的设置以及诏狱审判制度的制定实施,彰显了宋代的法制,是唐宋变革时期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研究这些诏狱,对于进一步探讨北宋时期的政治不无意义。     

论徐铉七律诗风的转变及其诗学内涵

在南唐与宋初,徐铉七律如其仕途一样,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其前期七律,虽有元和风调,但情调与手法上更类晚唐诗风,而后期在题材、风格及创作手法上都向元和风调的主要代表者白居易靠拢,成为宋初白体的代表性诗人.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南唐入宋作家心态的转变,也体现了唐末五代到宋初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士人诗风的影响及宋初右文政策对士人明松暗紧的束缚.     

林逋是否属于"晚唐体"诗人——从七律创作看林逋的诗风及身份归属

林逋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北宋初期"晚唐体"最杰出的一位诗人,但事实并非如此.林逋的七律数量多于五律,且在创作上呈现出与寇准、赵湘等典型的"晚唐体"诗人截然不同的特征.他的七律在内容上多着眼于身边事、眼前景;风格清新孤峭、"平淡邃美";用典化俗为雅;讲究炼字、炼句等方面的突出表现,更像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并已具有典型的宋诗特质,对宋祁、梅尧臣、黄庭坚乃至整个江西诗派的七律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北宋之际诗坛与陈与义的“新体”诗风

南北宋之际的诗坛,苏黄二体诗风占据主导地位,其后学不免在学习过程中衍生出一些弊端,于此时登上诗坛的陈与义对诗坛现状有非常清晰且深刻的认识,以极大的才力和魄力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自成一家的"陈简斋体",在当时被称为"新体",影响广泛而深远。     

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的古今分流现象

齐梁陈隋时期诗坛上存在着古今两种体制的情况,这种古今体分流是唐代古近体分流的前期形态。诗歌体制上的古今分流现象,晋宋诗歌中已经有所表现,在齐梁诗坛上变得更加突出了,并且有了新的内涵,即齐梁声律俳偶、绮靡咏物之体为今体,而汉魏、晋宋之体为古体。在绮艳体中也存在着古体与近体的问题,其中"古意"一类为古体的核心,其创作的基本宗旨在于拟古,可以说是唐代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等人创作古风体的前驱。     

论元嘉诗坛铺陈诗风的形成及其得失

晋宋之交,统治我国诗坛近百年之久的玄言诗终于被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所取代,随着内容的变化,刘宋元嘉诗坛也转而采用了赋体极貌状物的铺陈手法,并遍及到了山水诗之外的其他各类诗作之中。这种铺陈手法在当时的广泛运用,有其深刻的原因,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缺憾。     

至元大德年间诗坛的尊唐宗宋风气

元朝至元、大德年间,在对南宋末年“四灵”、“江湖”诗派诗风的反思中,诗坛出现了尊唐、宗宋风气并存局面。两种倾向既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从而创造了至元、大德年间诗歌的繁荣     

元末诗坛对李贺诗歌的品评与接受

元末诗坛,经杨维桢等人的推崇,掀起了习李贺诗风的高潮.这是因为:一方面,李贺风格独特的诗歌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李贺的诗风切合了元代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使元代文人在李贺的诗歌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元末诗人在学习李贺,使很多诗作呈现出一种清新的气息,但也有因过度追求幽邃奇诡而落入歧途的.     

冯京的角色定位与熙丰党争

在熙丰党争中,冯京身为执政大臣,究竟是"中正不倚",还是"旧党'赤帜'"?本文认为,两说均欠确当.冯京虽然是位颇为难得的"三魁天下之儒",但在官场上只是个并无建树的"平"、"弱"大臣,而在党争中无非是一名较为理性的旧党人士而已.本文进而认为,研究者无形之中形成的某些思维定势,诸如"亲属一概同党"、"两党水火不容"、"官员非新即旧"之类,或许尚有进一步研究与突破的必要.     

为邵雍正名——关于几个邵雍生平与学术问题的澄清

邵雍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然而后世不少学者由于种种原因而将邵雍视为隐士、道士或术数家.通过邵雍从求人爵到求天爵的人生志趣的转变来辨明邵雍并非隐士,通过邵雍从科举之学到天人之学的学术生涯的转折来辨明邵雍并非道士,通过邵雍从理学家沦为术数家的思想史变迁辨明邵雍并不是术数家,澄清各种对于邵雍生平及学问的误读,以期定位邵雍学说,促进邵雍理学思想的研究.     

辩才元净与北宋“文字禅”

"文字禅"一词虽由黄庭坚在元祐三年(1088)首次在诗歌中使用,但真正与诗歌有关的"文字禅"观念的揭橥实际上是由天台宗高僧辩才元净在元祐五年(1090)完成的。元净在此时提出"文字禅"观念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与天台宗自身对经教文字的态度以及其本人的创作实践有关;二是与北宋禅宗"不离文字"的现象有关;三是与当时禅林出现的乱象有关。在辩才元净提出"文字禅"的观念十多年之后,黄龙派诗僧惠洪才提出"文字禅"的口号,并对之进行论证。"文字禅"对宋代诗歌、诗学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辩才元净结合天台宗教门经验以及针对禅宗内部出现的情况,在元祐年间首先提出"文字禅"这一观念,其功绩也不可忽视。     

清初中州诗坛的构成与诗学取向

清初诗坛异彩纷披 ,而中州诗人群体为其中重要一翼。本文对薛所蕴、王铎及孟津诗派、彭而述、张文光、赵宾等一系列诗坛名家进行考证梳理 ,意在展现中州诗人群体在清初的整体面貌 ,补地域性诗史研究之一端     

论宋初诗坛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尚

唐宋诗之变,乃是一种比较彻底的诗风变革,宋初诗坛则为这一转变的关捩。宋初诗坛承前启后,在文学价值观念与艺术审美趣尚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因变色彩。本文从文化型态学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观照,旨在揭示此期的诗歌创作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特质。     

宋、元“义山体”《无题》诗风及其东传

因为陆游等人的创作,在南宋后期重新兴起的“义山体”《无题》得到元人的继承和大力揄扬,并形成特定的创作风潮。专立“无题体”的选本《元诗体要》为这一诗风的东传提供了文献依据,在《元诗体要》与朝鲜增注本《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共同影响下,十五与十六世纪朝鲜诗坛的《无题》创作,于传统的“东坡体”之外,也表现出对“义山体”的重视。     

水西庄雅集与雍、乾之际的畿辅诗坛

处于畿辅重地的水西庄,其雅集唱和有独特的不同于江南的文学态势及意义。辛卯科场案是査为仁一生的转折点,水西庄雅集与査为仁的人生境遇、人生追求联系在一起。査为仁以"幽人"自处,努力在诗歌中寻求人生的意义与情趣,纤弱婉转是其诗风之特征,也是水西庄雅集的风格。闲情、隐居、自然的风光、人生的失意是主宾诗歌表达的主要内容,诗酒唱和成为释放精神能量的有效途径。考察水西庄雅集的活动及诗风,可以把握雍、乾之际诗坛的发展趋向,了解文人的生命状态。畿辅诗坛的人文生态、文化精神以及有清一代诗歌的总体风貌于水西庄雅集可窥一斑。     

试论乾隆诗坛的"抑情"与"尊情"

诗歌的情感性最为突出,但是乾隆诗坛却出现了“抑情“与“尊情“两种区别明显的审美价值取向.“抑情“的主要代表是沈德潜和翁方纲,其主要局限是:在“抑情“观念影响下的诗人和诗作,无论是情感的真挚还是思想的深度,都流于平庸显浅;而且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庸俗士风甚至庸俗文学思想的支持;更为可惜的是,中国诗坛可能因此而埋没了众多名家.“尊情“的主要代表是袁枚和黄仲则,其主要价值是:在文化高压下依然敢于大张“情之旗帜“,秉持进步的人性论,倡导并实践了自然人性和真情的抒发;诗作明显具有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端倪;真正张扬了诗歌的本质.     

《过日集》的编选与清初诗坛

《过日集》二十卷是清初诗人曾灿历经十年磨砺编成的大型诗选,收录清顺治二年(1645年)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十八年间佳作名篇,选入各地诗人1500余家,诗8200余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诗坛之“天下大势”。文章从编辑体例、编选原则、征诗与刻资三方面探讨其编选,以期呈现清初诗坛的深层景观。     

“元蹻体”:政治内涵向诗学批评的移植

“元体”是宋代诗学批评中的常见话语。在诗学批评史上 ,“元体”由南宋被贬、元明被忽视到清代 ,特别是晚清的被褒和被高扬 ,最后成为宋诗“鼎盛”的代表 ;在政治发展史上 ,“元”时期却是从北宋末到清代 ,始终处于被褒扬的地位。这其实是“元”政治内涵向诗学批评的不自觉渗透、移植 ,元时期并不是宋诗顶峰时期 ,因此 ,“元”也不具备宋诗鼎盛的代表意义。北宋诗歌莫盛于“元”的诗学观念是需要重新思索的。     

四元数矩阵的秩

证明四元数矩阵Ａ的秩等于它的复表示矩阵Ａｃ的秩的一半，即秩（Ａ）＝１２秩（Ａｃ），这样域上矩阵秩的结果就可平移至四元数矩阵上，最后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秩（Ａ′）＝秩（Ａ）     

元小说与元叙述的定义及功能新探

一般认为,元叙述加强故事的真实性,而元小说则指涉故事的虚构性。实际上,这种区分直接将元叙述从元小说中剔除了出去,这与事实不符。因此,元小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关于小说的小说,是小说自我意识的表现,既可加强小说的真实性,亦可揭示故事的虚构性;后者仅指后现代元小说,它破坏小说的美学幻象。此外,元小说和元叙述的基本功能与元语言类似,是为了保证"信息"的沟通;而元小说的独特功能则是一种审美游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