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令状主义问题研究

随着对公民权利关注程度的日益增加,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刑事司法令状主义以制约司法警察的超强权力。刑事司法令状主义的确立,充分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是司法权和强制性处分限制适用与适度的具体保障。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司法令状主义,因此,确立刑事司法令状主义,完善司法控制和程序控制机制,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的现实问题。     

柔性司法克制主义的倡导——以刑事司法为分析视角

在我国的刑法司法中,应坚持柔性的司法克制主义理念。从制度基础、法治进程及法官素养等层面看,司法能动主义不应过度提倡。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看,我国的刑事司法意识形态应是柔性的司法克制主义。柔性司法克制主义的贯彻,需坚持几个规则:适用于法律疑难当中、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及强化判决书的说理性。     

理性至上主义与刑事司法解释的命运

近代的理性主义在限制封建司法专断的进步层面上,也造就了对法典式立法的崇拜和司法机械主义的产生,由理性至上主义排斥法官释法的主体性和法官释法权所衍生出来的司法机械和司法不公日益凸现,加之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所引起的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反思,欧陆各国立法和司法中理性主义思想的传统垄断地位正趋衰落,反观我国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解释中的绝对理性主义之盛．并剖析其痼疾,适当调整认识的立场和解释的理念,并实现司法权的归位,不失为及时之需。     

试论刑事和解之人民调解模式

刑事和解中的人民调解模式,实现了刑事和解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对接,体现了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既可以避免公检法机关在主持和解时的尴尬位置,又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贯彻能动司法。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和解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人民调解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首选。     

刑事简易程序改革刍议——以中日刑事简易程序比较为视角

效率与人权保障是司法中效率与公正在当今时期和国际场合新的诠释。刑事简易程序的构造也必须贯彻这两者的统一。以中日刑事简易程序为视角,试图探讨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改革中在效率与人权保障并重目标追求中的制度设计。     

论罪刑法定原则下法官的刑法解释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价值在于刑事司法中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定并实施以来所呈现出的种种问题，作者认为，其症结之所在是法官刑法解释权的缺乏。只有从立法上和司法上承认法官刑法解释权存在的必要性，并逐步赋予法官刑事司法中的刑法解释权，才能确保罪刑法定主义各项机能的真正实现。     

构建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理性探究

暂缓起诉是随着起诉法定主义发展到起诉便宜主义而产生的,这种追诉观念上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在刑罚目的观上的变革,其价值内涵符合了当今刑事政策的趋势,在控制犯罪和减轻司法资源紧缺压力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因此其有被现行刑事司法体系接纳的可能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起诉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类似的做法,应该在立法和实践中应逐步加以完善.     

借鉴辩诉交易制度 构建刑事速决程序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司法改革的两难,如何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效率,是当务之急,因此,应该探求一种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途径——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结合刑事简易程序,构建我国的刑事速决程序,使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能够用快速便捷的方式结案,以摆脱目前案件积压的困境。     

再析我国刑事简化审制度

提高诉讼效率是现代诉讼的价值目标之一,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之一。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采用了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自诉案件调解审以及辩诉交易等制度,这些简化审制度确实提高了诉讼效率,合理配置了司法资源。但刑事简化审制度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因此,加强刑事简化审制度的研究对司法实践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从对抗到对话：中国语境中的刑事司法协商制度

刑事司法协商制度包括被告人与检察官的体商("辩诉交易")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通过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商制度的分析研究,可以为我国建立刑事司法协商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概括而言,研究该主题的现实意义有三:一是它有助于破解中国语境下亟需解决的公平与效率之争这一现实难题;二是目前司法实践中的简易程序和"简化审"制度需要刑事司法协商制度予以弥补;三是需要总结和修正已有的立法缺陷和不足.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司法制度中的普遍原则和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审判中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关键环节。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证人出庭率低、证人作证难的普遍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鉴于刑事证人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证人保护措施的逐步完善,要求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     

论人民检察院的调解权——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视角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可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部分进行调解.为了完善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权,促进人民法院合理量刑,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人民检察院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权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根据现代司法理念和实践需要,我国应构建起完善的人民检察院调解制度.     

走向精密司法——日本起诉便宜主义论析

日本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中有意识地确立起诉便宜主义并将之确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趋于精密化,法院的有罪判决率极高。起诉犹豫作为起诉便宜主义的表现形式,其适用并不受案件性质的限制,惟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等因素。日本确立起诉便宜主义顺应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对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司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恢复性司法的刑事政策价值及中国引入的模式

当下,变动中的刑法不仅表现在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调整与改革,更表现在深层次的观念与理念的更新与创制,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引入无疑是最好的诠释。在刑事政策视域内恢复性司法具有其独特品格:实现秩序、正义、自由等价值是恢复性司法的终极目的,实现利益与效率价值是恢复性司法内在不竭动力与外在程序机制。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实现方式之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将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法律正义与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     

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评析

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方式，是当前刑事审判的改革话题中的热点问题。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节约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着眼，以强化庭前准备、庭前证据展示等环节入手，说明了刑事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可行性。     

“重典治刑”与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重刑主义思想、“严打”的刑事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历史与现实表明,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刑法的地位与作用,摒弃重刑主义和迷信刑法的观念,实行刑法的轻刑化与非刑罚化,彻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妥善解决好打击犯罪、预防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并综合考虑社会其他诸多因素,才能最终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     

复杂性范式与刑事司法理论模式的演化

刑事司法理论模式同任何理论体系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思维范式.传统刑事司法模式建立在报应主义、功利主义或两者结合的刑罚理论模式基础之上,希冀通过时已然犯罪的均衡责罚或有效预防未然犯罪来实现正义,但20世纪以来,传统刑事司法的实践在控制犯罪、矫治罪犯行为以及对被害人赔偿等方面均陷入困境.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对传统刑事司法模式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兴起了恢复性司法运动.恢复性司法在满足被害人需要、促进罪犯回归社会、减少犯罪、控制成本等方面较传统刑事司法体现了一定的优势,但其在克服传统刑事司法缺陷的同时却也暗含着付出更大制度性代价的风险.传统的简单思维模式已经很难为现代刑事司法找到出路,刑事司法的理论和实践唯有采取一种有能力承认对话、循环性和多维性的复杂性范式,运用两重性逻辑,深刻理解刑事司法理论模式合理性与局限性的交织,建构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的互补.创设网络化的刑事争端解决机制,才能在新的平台上实现超越.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制度化的法理分析

本文运用法社会学、法经济学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基本刑事政策和美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辩诉交易"制度进行分析比较,指出作为刑讯逼供的替代,应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制度化。     

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性障碍及解决对策

当前,犯罪的国际性和跨国性需要国与国之间开展国际司法协助,但是我国在惩处外逃罪犯、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却存在着制度层面的障碍,中加刑事司法协助面临着同样的制度困境。开展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对指导中加刑事司法协助立法和司法实践,破除中加刑事司法协助制度障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构建。     

论法院对冤错案件的防范与控制

近年来冤错案件频发,暴露了我国在司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缺陷和问题。从当前我国人民法院所处的司法环境和司法机制来看,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主要是由疑罪从无理念的异化、重指控轻辩护、重配合轻制约和司法决策的行政化等因素所致。通过对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刑事冤假错案预防机制的比较考察,可以发现当代先进法治国家在错案控制上具有许多共同之处。我国应适当借鉴先进法治国家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机制方面的经验,更新刑事司法理念,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构建独立的法庭,以此重新确立人民法院冤错案件的防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