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还是自治：任务专业化、治理情境与自治组织运行机制

学界对于自治组织行政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任务的数量以及行政属性。以剩余控制权为视角阐述对科层制、政社合作、自治与多中心治理这三种模式的特征以及任务过程,尝试更为整体地理解不同社区治理模式,之后再以“任务专业化—任务数量”的分析框架,将自治组织结构分为四种,分别为科层组织、购买服务、津贴补助和居民自治,并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呈现和分析不同的组织架构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完成专业化的任务会使得自治组织依赖外部资源,同时内部体系科层化趋势明显。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任务下,自治组织科层化成为一种合理选择。“科层”和“自治”只是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运行方式与属性,行政化并非是政府单纯下派行政任务而导致的结果,“科层化”也不应当被看作是必须要去除的负面现象。科层化组织架构在本质上更有效率,尤其是面对专业化的多任务的治理情境。     

村民议事会：村级治理机制中的制度创新--以成都市青白江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不断加快,进而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青白江区在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过程中推行了村民议事会制度。村民议事会制度通过民选代言人、实行三级授权、“民事民议、民权民定”等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村治水平,改变了过去自治组织不能充分实现自治的局面。但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议事会工作展开困难、议员水平不高、议事会权力界定模糊等问题,阻碍了村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分析村民议事会这一制度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地区实际,探讨完善这一制度的出路,促进村治理能力的提高。     

包容性法治框架下的大学组织治理

在包容性理念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其在法治实践中突出“法”建构与运行的包容性,这推动着大学治理通过软硬法融合的混合法模式寻求规则的包容,以“他治”和“自治”相结合的协同治理建立秩序的包容。前者强调大学以章程为核心的软法规范的自主建构以及与政府的联合创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以法律保留原则勘定大学组织制度要素的边界、将制度要素有的放矢地介入大学内外部事务、构建制度要素协同运行模式等实现大学治理软法与硬法的衔接与整合;后者则在于持续优化传统的以管理为目的的行政监管秩序和不断拓展大学组织自律秩序,实现政府依法管理与大学依法自治的共建共治共赢。     

乡村振兴背景下留守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机制研究——基于赣南的实践经验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内容发生深刻改变,村民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政府治理范畴中。这一转变给日渐行政化、悬浮化的村级治理体制带来了新挑战。激活多元治理主体、探索多元治理方式是化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途径。通过对“赣南新妇女”运动的考察发现,构建有妇女群体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机制能够为乡村治理增权赋能。在具体实践中,政府依据治理内容的亲和性、利益的相关性对妇女群体进行再识别,并通过吸纳妇女骨干、开展集体活动对治理主体进行再组织,进而以身份赋权和行政赋权将妇女群体激活,最终运用科层动员与群众动员相结合的动员机制发挥妇女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和优势。依据治理内容识别出治理主体,并依据治理主体的性质、特点来确定合适的治理方式,这是建立多元化治理体系的具体路径,也是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模式：推行效果、影响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H村的扶贫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级组织“一肩挑”治理模式是优化当前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实践。结合行政过程理论框架，基于江西赣州H村“一肩挑”模式实践的调研，旨在对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模式的推行效果与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一肩挑”模式简化了镇-村关系，在权力集中的同时提高了决策和执行效率。为了进一步维持“一肩挑”模式在决策和执行环节的优势，一是需要两委协调配合，提高交叉选任比例。二是提高村民参与度，调整选举机制。对于当前“一肩挑”模式带来的监督压力问题，建立新型镇-村关系是探索保障“一肩挑”模式稳定运行的可行路径。     

农村社会协同治理运行机制的整合创新与逻辑建构

作为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创新,协同治理的出现是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逻辑,也是农村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如何在村民自治的大背景下建立起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制,关键在于治理主体彼此间的行为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即建立起与其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它包括基层党组织领导机制、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衔接与互动机制、民主议事决策机制、自治组织培育机制、民主监督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     

从传统到现代：地方水资源治理中政府与民众关系研究

政府与民众在地方水资源治理中形成的互动关系是中国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理解政府治理变迁的关键切入点。明清以来,中国地方社会围绕“治水”形成了政府督导下的以地方社会为主的“官督民办”模式,而现代的“河长制”则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官督官办＋民办”的模式。虽然现代的“河长制”延续了地方水资源治理的传统并进行了适应现今体制的调适,而在治水的激励方面,“环保一票否决”指标也冲淡和平衡了以往的激励机制,并且现代的地方治水通过地方行政首长负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但“河长制”下的民众对于水污染治理的参与、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协作,以及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都是在纵向行政发包制的拉动下实现的,缺乏相对主动的参与意识。因而,如何吸纳传统治水中地方社会主动参与的要素,推动地方政府与当地精英、污染企业和民众的协作治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重建中的整合: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研究

从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的角度来讲,完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应该坚持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相结合,深刻认识村党组织领导下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涵和特点。我们应以全体村民的民意为农村自治制度的权威基础,建立村党组织领导农村自治的工作机制,吸纳各类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参与,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运作,在某些行政管理体制和党组织管理制度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构建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     

协商议事：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及行动逻辑——基于Q村“院坝会”的个案扩展分析

基层治理需要由行政主导向共同治理转变,解决“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实践困境。通过对Q村“院坝会”的扩展案例分析,发现基层治理共同体生成的一条协商共治路径,即协商议事能将多元主体凝结成稳定的治理共同体,从而实现“行政有效、治理有效”的良性互动局面。研究表明,协商议事隐含的治理过程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包含“有事要做”的公共利益塑造机制、“要怎么做”的共识凝聚机制和“一起来做”的共同行动机制;与党建引领和发挥基层自组织作用两种路径相比,通过协商议事路径生成的治理共同体更具粘连性、适应性和行动性,呈现出行政和自治双向嵌入、激活村落共同体传统、规则秩序共同生产和治理载体形态化的行动逻辑。建设治理共同体必须符合基层社会的特征和规律,在实践中平衡好行政嵌入和基层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协商共治的柔性方式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力量。     

基层治理的统合型转向及其弹性运作机制——基于皖南宁村的田野经验

在国家资源密集输入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双重影响下,新时期基层治理逻辑产生深刻转型,呈现出以党组织为领导、以行政力量为核心的统合型治理转向。基于皖南宁村的田野调研发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统合型转向是村级组织行政化下主体统合、资源统合、任务统合的聚合结果。它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在强调村干部平权化的同时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在弱化基层自治空间的行政化中生产出村庄的保护机制,进而塑造了乡村治理的弹性运作机制。因此,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村干部的角色转变趋势下,基层统合型治理逻辑以多元化方式回应治理需求,反映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系统转向。     

教育行政组织中非正式组织探讨

在教育行政中引入组织行为学的概念能推动教育行政研究的科学化。教育行政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是指教育行政组织中的人员在相互联系、接触过程中,出于共同友谊、兴趣爱好、共同利益需要而自发的聚集在一起的群体。本文从非正式组织内涵、教育行政组织中非正式组织特点、正负效应入手,从管理者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如何有效管理教育行政组织中非正式组织的思考和建议。     

地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

高校作为正式的社会组织,科层制是其普遍采用的学术治理模式。但科层制与高校的组织特性并不完全相融,地方高校的学术自治与科层制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价值、权力和机制等一系列冲突,双方制衡之道的关键在于建立专业化与科层化水平都很高的理想的高校内部结构,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达成平衡。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乡村治理模式与路径创新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要以有效的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广西不断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仍存在村民自治能力较差、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落后、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较低、乡村文化治理尚待加强等突出问题。要因地制宜，通过“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模式、“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村企合作共建共享”模式、“超级乡村”治理模式提高广西乡村治理水平，并不断创新治理路径，完善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凝心聚力打造乡村治理品牌,切实解决好“三留守”问题,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完善人才、资金协同政策。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1949——1957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1949——1957年之间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从传统自治、半自治治理模式向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转变时期。虽然社会治理中传统治理模式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国家设立的社会治理机制开始产生重要作用,其中国家设立在区、乡、村三级基层政权组织建成,人民调解组织、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每个县级行政单位中开始设立,此外,大量的特别法庭、巡回法庭的设立,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正式行政组织、司法机构、纠纷解决机制,改变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整个运行机制。但到1958年人民公社广泛建立以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量传统的民族社会组织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的转变,社会治理机制中具有相同的共性,传统社会治理机制机制仍起到重要作用。     

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冲突与转换

乡镇政府直接面向农村基层,其角色定位在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中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因现行权力体系、财税体系以及行政集权等因素而与农民、农村组织之间发生利益博弈,从而削弱了基层政府的管理职能,影响了乡村自治的预期效果。文章针对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冲突,提出了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引导性对策。     

高校办学自主权变迁的实证再研究（一） ——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内涵辨析及外部学术治理改革现状

已有研究文献表明,现有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内核制度是院系自治。在当前全球化和国际化影响下,借鉴治理思维,我国高校正在破除“行政化”的本土情境,建立“管办评”分离机制,形成各利益主体可以相对平等地对话与协商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是构建我国高校治理结构、推动高校办学自主权落地的基本策略。通过文献分析和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内涵辨析后发现,我国现在的高校治理策略缺乏市场维和院系自治维,应该将其纳入新的高校治理结构;法律一维相对弱,也应作为独立的维度进行建构,即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应该包括法律、国家规制与政府行政、社会中介评价、市场、校级管理和院系治理等六维度。从自主权内容上,高校办学自主权实质是高校应该拥有的一系列与学术活动相关的决策权,在结构上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提供什么”的战略决策自主权和“如何提供”的生产决策自主权。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呈现由政府全面控制着这些自主权逐步转向持续放权的改革趋势。目前,相对“提供什么”的战略决策,高校在“如何提供”的生产决策方面拥有较多的自主权,高校对学术事务的权力多于资源配置的权力,部属高校较地方高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学校治理：机遇、挑战与实施进路

推进乡村学校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学校治理在技术、制度、组织、决策上面临新的机遇,具体表现为从“技术治理”到“治理技术”、从权威式管理转向公正性治理、从科层制结构转向扁平化网络结构、从经验式决策转向证据驱动式决策。然而,乡村学校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如数据导向下乡村教育的育人价值迷失、乡村学校治理的“数字秩序”亟待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组织保障缺位、智能化决策责任与问责主体难以判定等。因此,应通过增强数字化决策过程透明度,厘清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与行动框架;以育人价值引领技术整合,保障技术赋能学校治理的方向与流程;聚焦数字化转型愿景规划与调整,助推乡村学校精准自治与特色发展;破除数字化认知障碍与数据壁垒,提升学校组织数字化治理能力等策略提升乡村学校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热点及演进趋势

根据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所收录的“主题”为“乡村治理”的833篇文献进行分析,研究显示,我国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村民自治、三治融合和政策变迁。乡村治理研究的演进趋势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演变、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变、乡村治理内容的扩展。基于此,应夯实乡村治理理论基础,增强学界与实务界的合作,推动乡村治理实践发展。     

作为治理结构的正式国际组织:一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无论是在协调型博弈还是在协作型博弈的情势下,都有可能以正式国际组织的方式来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国家间治理结构,正式国际组织具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和行政设施,在此基础上可开展广泛的集中活动,如搜集信息、共同分担、联合生产、争端解决和规则制定与实施等。通过这些功能性的集中活动,正式国际组织能够比自我实施的国际协议更有效地对付国家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更大幅度地降低国际合作中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