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CEO通用能力的调节作用

税收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然而，关于管理者整体职业经验对于税收激励影响创新效果的研究尚未涉及。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和负二项回归，实证检验CEO通用能力对税收激励促进企业创新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显著提升了获得资格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研发产出专利申请数量及质量；在熵值法下以CEO职业经历的工种数、省份数和行业数为指标测算的CEO通用能力显著正向调节该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CEO通用能力显著正向调节了处于成熟期企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之间关系，也显著正向调节了成长期企业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关系。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税收激励提升企业创新的作用。本文基于CEO通用能力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拓展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相关研究文献，也为高新技术企业如何提升创新绩效提供理论借鉴。     

新能源补贴、研发支出与企业资产收益率—基于系能源车企的实证分析

以2001-2019年沪深两股89家车企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新能源补贴、研发支出与企业资产收益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研发支出是财政补贴对企业资产收益率产生影响的中介因素,财政补贴会激励企业研发支出,但从现有样本来看研发支出对汽车企业资产收益率有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在新能源车企和传统车企中并无差异,但新能源车企研发支出的增加对其资产收益率的抑制作用更大;环境规制会强化“政府补贴—企业资产收益率”及“政府补贴—研发支出”两段路径的作用效果,且在环境规制约束下,补贴政策给传统汽车企业带来的研发激励效应高于新能源车企。     

政府研发补贴、国家审计和企业创新——基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国家审计为切入点，选取2007—2016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审计署公布的审计公告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环境，采用多时点倍分法探讨国家审计对研发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政策能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国家审计强化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并且，国家审计是通过监督作用和激励作用两种渠道改善研发补贴政策激励效应的。研究结论从外部监督和激励视角为理解国有企业研发补贴低效率之谜提供新的解释，为建立和健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参考。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

现有文献缺乏国家研发财税政策在企业层面上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4年北京市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产生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其中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为国家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高技术产业R&D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高技术产业的l0年面板数据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指出: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并非完全不依赖于外资而独立进行,其R&D支出活动与外资企业的R&D支出密切相关,且影响程度根据所有制类型有所不同,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较小,对其他所有制企业R&D溢出较大.此外,新产品需求、行业利润、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均存在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     

中央与地方创新政策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的非对称影响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关键战略材料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对比中央与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影响效应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索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有先抑后扬的“U型”激励效应,调节机制检验发现,区域市场环境与创新环境负向调节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创新激励效应,且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U型”效应仅在国有企业与低发展水平城市企业出现。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合理制定研发补贴政策,促进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加快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提供参考。     

非生产性支出损害还是促进了企业创新？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的检验

非生产性支出是否对企业创新产生挤出效应以及是否存在对其他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是重要的研究话题。研究发现，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显著降低了该企业的创新产出，表明非生产性支出对企业自身的创新存在直接抑制效应；行业层面、地区层面和市场层面的非生产性支出程度越高，企业创新程度越高，即非生产性支出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非生产性支出的直接抑制效应和正向溢出效应均显著存在，在其他组别中两种效应的表现有所不同；反腐运动会削弱非生产性支出与企业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此外，非生产性支出显著制约了企业创新对市场估值的贡献。     

研发资源配置、溢出效应与中国省域创新空间格局

基于2009—2014年我国省域创新空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研发资源配置、溢出效应对我国区域创新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创新产出的地理集中程度在缓慢下降,但空间依赖程度却不断增强.研发经费投入显著影响我国创新产出空间格局的演进,而研发人员的影响并不显著;大学研发经费集聚对省域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企业研发经费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产学合作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产研合作呈现显著的负影响.研发经费投入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研发人员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产研合作和产学合作均呈现显著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应该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创新支持政策,合理评估各类研发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研发资源部门配置结构,促进地区之间的研发合作和资源共享,从而避免政策偏差、机制扭曲和研发资源错配.     

高技术产业R&D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高技术产业的10年面板数据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指出：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并非完全不依赖于外资而独立进行,其R&D支出活动与外资企业的R&D支出密切相关,且影响程度根据所有制类型有所不同,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较小,对其他所有制企业R&D溢出较大。此外,新产品需求、行业利润、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均存在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     

政府研发补贴、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回应“在获得政府研发补贴后，企业职能背景多样的高管团队能否帮助企业优化资源整合与分配，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活动预期收益”的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微观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信息决策理论，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政府研发补贴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该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组中更加明显；整体而言，高管职能背景多样化有利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应的发挥，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影响效果也会受到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由此提出，创新政策制定者在确定评价指标和甄选帮扶对象时可将企业性质和企业内部高管团队特征纳入考量指标；企业在招贤纳士时要重视高管团队整体职能背景的互补性与完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