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度、行业异质性与R&D效率——源自中国污染密集型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实证比较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选取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虑科研产出和成果转化两种绩效,比较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分别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R&D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工业行业R&D效率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其主要源自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规制作用.政府应该以工业行业分类为前提基础,重点对污染密集型行业投放趋严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FDI与技术创新关系再审视——江苏制造业样本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江苏制造业2004—2013年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环境规制、FDI对企业技术创新在不同行业的差异性以及各分位点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江苏省制造业全部样本来看,FDI技术溢出效应随着企业技术创新条件分布由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处移动呈现倒"U"型特征,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U"型杠杆效应;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言,环境规制技术溢出更多的凸显在补偿效应,而对于清洁生产型行业来说,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抵消效应更为显著,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行业中均有出现,FDI的吸收能力尚待提升。     

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两类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中国工业污染现状,采用2008—2016年工业3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根据污染程度,将35个行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分别研究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清洁生产型行业绩效的影响。同时,结合创新管理,探究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的行业绩效均产生抑制作用;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中产品创新的中介作用大于工艺创新的;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中,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则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激发企业努力研发？——来自火电企业数据的实证

以波特假说为理论基础,将现有区域或行业层面的研究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选取中国火电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零膨胀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增强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环境规制增强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环境规制强度与中国火电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这一关系也受到企业规模的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强度过大会导致企业专利申请数量降低,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张,这一问题将有所缓解,甚至会出现逆转。因此,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努力的激励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论。     

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执法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

利用30个省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执法对工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影响不同。从全国来看,"三同时"制度、环境排污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污染治理制度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呈正U型关系;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具有积极影响,而技术改造和市场制度具有消极影响。分地区来看,污染治理制度对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正U型关系;环境排污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对中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倒U型影响,而污染治理制度存在正U型影响;环境立法对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负向影响,"三同时"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     

金融发展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基于价值链理论的两阶段分析

基于价值链理论,将技术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利用我国29个省市1995—2011年间的数据,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基于金融发展视角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如果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之间仍呈现倒“U”形关系,企业可以容忍更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转化,如果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低强度的环境规制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转化,适当强度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技术转化,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转化.此外,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影响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的创新效率吗?

本文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就环境规制等因素对清洁生产型产业2004—2010年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与整个工业相比,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驱动效应更大。倒U型曲线具有更高的拐点,表明在不损害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政府对清洁生产型产业实施严厉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更广阔的空间。     

双重环境规制促进还是抑制技能溢价？

不同于现有文献仅关注环境规制对就业数量、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将研究视角扩展至双重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将双重环境规制创新性地纳入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模型，通过构建Dixit?Stiglitz模型将双重环境规制纳入技能溢价的影响因素中，对双重环境规制通过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影响技能溢价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采用中国2004—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均存在门槛作用效应，当未考虑双重环境规制之间的交互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具有单门槛特征，显著提升技能溢价，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技能溢价呈现U形关系；当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通过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能溢价的作用机制呈U形关系；我国现阶段高、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弹性大于1，技能溢价受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大于技能劳动相对供给的影响。     

进口贸易、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生产率进步

鉴于近年来中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势头和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度的不断加深，重新审视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2000-2014年16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口贸易、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生产率进步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研发溢出能够显著促进生产率进步，价值链嵌入与生产率之间则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低端锁定”效应；价值链嵌入的“低端锁定”效应集中体现在低技术行业，在中高技术行业并不明显，同时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进口贸易技术外溢效应也越大；价值链嵌入度是影响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但呈现“正U型”，即随着价值链嵌入度的不断加深，国内制造业技术吸收能力得到提高，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效应由负转正；相较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嵌入对从发达国家进口所获得技术外溢效应影响更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通常包含更多技术含量，对技术吸收能力要求更高。     

董事绿色联结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董事绿色联结关系在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纽带作用，回答企业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考察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与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异质性调节作用，以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绿色并购为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具有绿色联结关系的董事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后的绿色技术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研发投入企业以及高竞争度行业更为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董事绿色联结对企业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U”型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重污染企业在进行绿色并购后绿色技术创新重大决策时，应重视董事绿色联结这一非正式制度，并准确判断市场动向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董事绿色联结的作用，推动企业实现更高效的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品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创新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创新的影响依赖于环境规制本身的累积程度,会表现出非线性的U型关系,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品创新呈现U型关系,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强度还未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此外,依据企业污染程度分行业来看,重度污染行业U型曲线的拐点位于轻度污染行业的右侧,即重度污染的企业需要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实现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因此,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环境规制与创新的关系,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并且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对不同行业企业实施差别政策,使环境规制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协调环境规制与工业行业的产业绩效这对矛盾体的有效途径,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观点存在分歧,需要在理论和经验上进一步证实。本文建立了环境规制与工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采用2003-2012年间我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考虑异质性行业的环境治理动机差异,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趋势呈现"U"型曲线特征,即弱环境规制不利于工业技术创新,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达到"U"型曲线拐点以后,环境规制会促进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污染密集行业比清洁行业的"U"型拐点出现更晚,污染密集行业的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的反应更慢,目前两类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都处在曲线拐点的左侧。因此,我国应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工业行业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从而有效推动我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全球价值链下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能否实现双赢? ——来自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通过测算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波特假说"以及全球价值链(GVC)嵌入对该假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明显,高技术工业的技术进步明显高于传统工业,其中传统技术类行业技术急需升级;(2)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U"型关系,这是挤出效应与补偿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3)GVC嵌入会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但这种强化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特征,在技术类、生产者驱动型以及重工行业更为显著,在非技术类行业则可能转变为弱化作用。     

环境规制、规制俘获与企业研发创新

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就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规制俘获行为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规制俘获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于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企业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重污染行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较弱企业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相对更大;地区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位于规制俘获活跃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压力较小地区企业的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具有更大的负向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对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000-2011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中17个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差异,部分行业呈现出显著的"U"型或倒"U"型关系,其他行业则不存在显著性关系;环境规制对各行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影响与该行业所属的污染类型无关。最后,本文就如何在加强环境规制的同时促进各行业生产技术进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发支出、溢出池与专利申请——基于中国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匹配了2006—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以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企业发明专利申请行为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由于外部激励对内部激励的挤出效应，企业专利申请与其 研发支出呈U形关系，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由其他企业研发支出按各种权重加总形成的溢出池对企业专利的影响为负，即“技术机会”效应占优于“知识溢出”效应；企业自身研发支出与溢出池的交互效应为负，说明企业在专利申请方面是战略替代的。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基于Super-NSBM模型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理论，将“三废”治理投资指标纳入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研究框架，利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测度2006—2019年区域工业企业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值，运用GMM模型验证影响因素的动态效果。结果显示：(1)我国绿色创新效率主要由东部地区拉动，中、西部地区需强化绿色创新研发活动，绿色创新成果沿长江流经省域呈T字形扩散；(2)34.48%的中、西部地区为低研发-低转化型，44.81%的中部、沿海地区为低研发-高转化型和高研发-低转化型，可按6种提升类型逐步提高各地区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3)绿色创新研发效率持续影响下一阶段研发活动，而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具有延续性，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与产业聚集、环境规制均呈U型关系，与外商直接投资呈负向关系，绿色创新成果转化阶段需重视企业规模、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研发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工业37个细分行业的研发技术进步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在考虑技术引进、技术转移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研发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研发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印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工业行业层面成立;(2)环境规制与研发技术进步之间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其对工业行业研发技术进步有先提高后降低的影响趋势,也表明"波特假说"在中国工业行业成立是有条件的。最后,本文提出了环境规制与研发技术进步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研发投入影响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效率吗?

使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基于空间异质性和非线性的双重视角,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探讨了研发投入强度对技术效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线性效应,而是呈负向门槛效应和边际效率递减的非线性特征;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中西部地区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而东部则呈明显的U型关系,且其最优研发投入强度区间是0.54%~2.80%;进一步考察发现:在资本结构门槛下,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效率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且其最优资本结构区间为33.87%~65.07%,而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呈显著的N型、倒N型和倒N型关系;在资本密度门槛下,研发投入强度与技术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当资本密度小于3.29%时,研发投入强度对技术效率的促进效应最大,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呈现明显的负向、U型、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