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政治晋升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监管独立性和市场化进程的双重探讨

论文以2007-2014年深沪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制度理论,探讨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与创新投资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所受监管的独立性和所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会抑制创新投资,同时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控制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在中央控制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即外部监管独立性会影响政治晋升与创新投资的关系。此外,相较与市场化进程较慢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     

市场化进程、高管晋升激励与研发投资

本文以2011—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高管晋升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杠杆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晋升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内部高管晋升激励与研发投资的负相关关系起加强作用。进一步,基于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在市场化进程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的高管晋升激励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更显著;相反在市场化进程水平较高的地区,非国有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对两者间的影响弹性更大。研究结论不仅对于深入理解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完善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还表明了市场化进程等制度环境在企业创新行为中的作用。     

中层管理者动机、高管团队情境特征及其交互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中层管理者视角,将高管团队情境划分为支持、魅力和凝聚力3个维度,依次探讨特定情境对中层管理者成就动机、权力动机和亲和动机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将以上3个情境维度两两交互,进一步明晰高管团队情境对促进中层管理者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层管理者不同的动机类型要与特定的高层管理团队情境相适应才能实现高创新绩效;高管团队情境特征的交互会对中层管理者动机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管理者权力理论,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司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经理控制型公司,经理控制型公司中高管的权力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经理控制型公司,高管可以通过权力影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将减少研发投资的力度,即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越小.研究结论为公司有效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也为深入探究公司治理和管理者权力效应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管理者权力、管理层激励与过度投资

以2004～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权力角度考察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管理者权力和国有性质均弱化了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权力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抑制作用更强。     

高管层权力强度、其他大股东制衡和在职消费——以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选取2007～2009年97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层在职消费分析为切入点,分析高管层权力强度、其他大股东制衡对公司高管层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管层权力越大,在职消费水平越高;(2)其他大股东制衡能力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高管层滥用权力扩大在职消费水平;(3)国有企业高管层权力强度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和非国有企业高管层权力强度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是其他大股东对高管层权力强度下在职消费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管理防御视角下的国企创新——基于国企高管“作为”“不作为”的探讨

政府官员包括准官员(国企高管)的不作为问题是监管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从行为动机入手,基于管理防御动机考察了国企高管在企业自主创新活动中是否"作为"。结果表明,在现行国企高管考核制度下,管理防御指数越高,创新投资越多,创新产出反而越低,即国企高管在创新投资行为上表现为"作为",在创新产出上"不作为"。而政治晋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管理防御对创新产出的负面影响,遏制了产出层面的"不作为",改善了国企高管唯指标服务的行为模式。     

制度双元性下的高管权力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

以沪深A股市场中我国制造业海外投资企业为样本,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实证比较,对制度双元性下的高管权力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民营企业中高管两职兼任对海外创新绩效产生了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高管年薪的人力资本定价功能与股权比例增加的管理防御效应分别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起到更为显著的积极和消极影响。(2)民营企业中母国政治关联在董事会监管、两职兼任与海外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更加显著的调节作用;无论何种所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完善性在董事会监管、高管年薪与海外创新绩效之间都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3)国有企业中高管连任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不利的特色影响,被母国政治关联、东道国制度环境完善性反向调节得更显著。     

社会型工作价值观、关系绩效与组织政治知觉——国有企业员工团结、奉献与利益的博弈

以团结、奉献为核心的社会型工作价值观是我国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让员工产生自律、乐于助人等利于企业和谐发展的行为.然而,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利益重新整合,员工运用正当或灰色的手段获取利益,政治行为无法规避,员工对政治行为的知觉会使职业信念产生偏离,并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发扬员工的社会型工作价值观在我国历经多年改革的国有企业显得尤为珍贵.本文以416名国有企业员工为样本,对组织政治知觉对社会型工作价值观与关系绩效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对社会型工作价值观与工作奉献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当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处于高位时,社会型工作价值观对工作奉献影响比薪酬与晋升政治知觉处于低位时明显减弱.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弘扬社会型工作价值观、遏制政治行为提出了政策建议.     

金融民主化、公司管理者权力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的非效率投资假说和管理者权力假说,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9—2012年的财务数据,并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的金融数据构建金融民主化发展指数,实证考察金融民主化发展水平对我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金融民主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民主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非效率投资现象更严重,即更高的过度投资及投资不足。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民主化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仅局限于管理者权力相对较弱的治理环境,当管理者权力较强时,金融民主化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完全消失。     

管理者权力和内部控制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在研究管理者权力、内部控制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时,文中在代理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过度投资模型,以我国2009—2014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者权力与制造业企业过度投资正相关;内部控制与制造业企业过度投资负相关;内部控制可以弱化管理者权力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研究为解决制造业企业"高投资-低效率"的问题具有一定探索性。     

资源型上市公司高管团队激励方式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和产权性质的考量

本文以2014—2017年沪深A股244家资源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创新价值链分解并测度综合创新效率和两阶段创新效率，利用面板Tobit模型检验高管团队激励方式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源型上市公司综合创新效率总体不高，呈逐年下降态势，其高管团队的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综合和各阶段创新效率呈抑制作用，市场竞争激励和声誉激励为促进作用，而晋升激励无显著影响；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抑制创新研发效率，但市场竞争激励和声誉激励则能显著推动综合和各阶段创新效率提升，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主要表现为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的抑制作用。     

高管薪酬、行政级别与代理成本

高管薪酬是企业对高管进行激励的常用手段,有效的薪酬契约能够激励高管努力工作,从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然而在我国国有企业中,高管任免和薪酬确定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要影响,甚至直接管理.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行政关系会影响国有企业,因此会导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高管薪酬对于代理成本影响程度的不同.利用中央控股、地方控股和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行政级别变量本身以及对于高管薪酬和代理成本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和民营上市公司内高管薪酬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差异明显;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行政级别引致的行政激励对公司高管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并且行政激励对薪酬激励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     

董事会社会资本、CEO权力与企业研发投资——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

以2010-2014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权力理理论，从董事会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探讨董事会如何通过与外部环境其他主体的联系影响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以及CEO权力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董事会商业联系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其中董事参与行业协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资，而董事兼职其他公司对企业研发投资没有促进作用；（2）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董事会政治联系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消极影响，其中代表类政治联系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而官员类政治联系对企业研发投资没有影响；（3）创业板企业的CEO具有“管家精神”，CEO权力对董事会商业联系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CEO权力显著降低董事会政治联系、代表类政治联系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4）除CEO结构性权力外，CEO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均对代表类政治联系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职能背景、团队冲突与企业创新

基于双元冲突的视角构建理论模型,聚焦于高管团队冲突过程,动态分析了CEO特征整合情境下的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2009年至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实证研究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CEO能力、权力和关系三个维度特征所发挥的情境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过程中,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引起的情感冲突相比于认知冲突发挥更为主导性的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破坏作用;CEO职能背景丰富性和CEO与高管团队成员共同经历减弱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破坏效应;CEO权力增强了这种破坏效应。基于双元冲突视角聚焦冲突过程动态剖析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突破了原有研究静态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打开“团队多样性—企业经营后果”的“黑匣子”,同时对企业有效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管理者权力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研究了公司管理者综合权力以及管理者权力的不同维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以此深入解析管理者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综合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管理者权力越大越会抑制企业风险承担行为;不同于管理者权力其他维度的权力,管理者组织权力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理者两职兼任的企业风险承担行为更多;管理者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声誉权力与管理者综合权力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这意味着,为了促进积极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快企业资本的积累,要对管理者权力不同纬度的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可以考虑提升管理者组织权力的同时降低管理者其他维度的权力,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中小板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

高层管理者承担着制订和实施企业战略的使命,对企业经营绩效和发展至关重要。研究了中小板高新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高管背景特征影响了公司经营绩效。其中,高层管理者的教育背景、海外背景、任期和持股比例对公司经营绩效有显著性正的影响,而高层管理者的年龄、性别、政治背景、专业背景对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性。     

基于风险感知的管理授权实证研究

通过对482名管理人员的实证调查发现,管理人员在权力下放时将同时面对权力地位、组织利益和任务绩效等三个风险来源,其中管理者感知到的任务绩效风险最高.通过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现除了组织利益这个风险来源以外,民营企业管理者在权力下放时感知到的权力地位风险和任务绩效风险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另外,管理者的工作控制点也显著影响其对授权风险的感知,管理者的他控水平能够显著预测管理者对授权风险的感知.     

管理者权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异质机构投资者的调节作用

以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管理者权力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并剖析异质机构投资者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所有权和专家权对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所有权更有利于市场创新,专家权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组织权和声誉权对创新行为具有负效应,组织权会抑制技术创新,声誉权对市场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强;不论是在国有企业...     

企业绩效、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研究

基于沪深两市国企数据,研究实施新一轮高管薪酬改革后企业绩效和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企业业绩下降对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企业风险则对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呈现负相关关系,企业业绩下降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而企业风险则对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②国企高管货币薪酬与管理层权力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管理层权力呈现正相关关系;监事会规模与审计委员会均对货币薪酬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在职消费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③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货币薪酬粘性之间存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与高管在职消费粘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粘度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