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和谐"的美学追求——读汪曾祺的小说《受戒》

本文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风格,通过对其小说代表作<受戒>揭示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美学追求,即"真实"与"和谐"的美学追求.在<受戒>中,作者为了实现其对"真实"与"和谐"的美学追求,在创作中运用儿童视觉来表现,使作品具有独特的美学的价值.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体现——"汪曾祺热"缘由初探

近年,对汪曾祺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这显然不只是单纯地对传统文化的体现与眷恋.本文在对汪曾祺小说中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现代"汪曾祺热"及其体现出的现代性,以适应现代生活及现代人心理需要.     

论汪曾祺创作的"民粹"倾向

在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始终贯穿着对人民的认同与尊敬.汪曾祺赞赏什么,认同什么,喜欢什么,都充分显示了他对人民的敬仰和崇尚,体现了他的"民粹"倾向的创作底色.     

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

笔者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历程进行描摹,从"文体之新、风格之美、文化之厚、意义之深"四个纬度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从中发现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在"地域方言与文学语言的转换、审美拓展与文学成就的非对应性、小说中蕴含的地域性文化以及汪曾祺的创作对中青年作家的影响"等方面尚存的研究空间.     

文学史中的汪曾祺及其形象建构

汪曾祺在80年代或者当代文学史的出场与小说《受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可以说正是《受戒》奠定了汪曾祺在文学史的经典地位,但同时也使得汪曾祺不断模式化、符号化。《受戒》其后,评论界、文学史著述和现代传媒力量等共同参与了对汪曾祺这一经典形象的建构。建构的过程是经典地位确立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不断放逐与遮蔽的过程。我们不仅要知道汪曾祺的"喜"与"乐",还应从其整体创作中发现被文学史以及主流评论所遮蔽的"怒"与"哀",片面取认是对一个作家一生创作的不公平表现。     

文章或有山林意——论汪曾祺作品的“现实疏离感”

汪曾祺作品有一种与现实的疏离感,不主张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注重表现生活之美、人性之美。这与他的个人遭遇、性格气质、师友交往、创作年龄有关。正是这种现实疏离感成就了汪曾祺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因为它更贴近生活本身,更贴近民族传统,达到了现实疏离感与社会责任感的统一。     

论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精神姿态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位有着高度民间文化意识的知识分子.在横跨两个时期的创作生涯中,汪曾祺一直坚守为底层大众书写的人生信条,遵循创作中的民间价值立场,以浓厚地方色彩的乡间风光为背景,叙写不同的风俗人情,开掘出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性意蕴,表达对美好的人情和健康的人性的憧憬,同时还揭示了自由自在民间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其创作通过对民间生活的审美发掘而架起了新时期文学从社会政治化回到“文学自身”的桥梁.     

"对话"--解读汪曾祺小说的一把钥匙 --读杨学民先生《站在边缘处对话--汪曾祺新论》

杨学民先生这部专著对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汪曾祺在小说叙事语言方面的贡献、汪曾祺与中外文化艺术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作者立论之精辟独到,结论之客观持正,都使这部论著在近年汪曾祺研究中具有总结性意义.尤其是论者使用俄罗斯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读汪曾祺小说的方法,恰如探寻艺术家独到品质的一把钥匙,找到了正确的钥匙,自然会有异于他人的收获.     

于平淡的生活中发见人生的诗意──试论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创作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在新时期散文文坛上特色独具。本文从“于平淡的生活中发见人生的诗意”这个角度,从三方面即：对生活永远有一颗蔼然之心;最后一个士大夫的闲适、散淡和美丽;用流水抚摸每一片草叶,论述了汪曾祺先生散文创作的特色。     

汪曾祺的乡土小说

在新时期的作家中,汪曾祺的创作是具有独特风格和文化意义的。汪曾祺以抒情的笔调,着意描写民情风俗,从凡人小事透视美好人生,讴歌民族传统的道德美,人情美,人性美。他以自己的故乡为背景,成就了一幅幅清新淡远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画卷,并开始了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先声。本文就汪曾祺小说在形象塑造、情节构成、风俗画描写等方面的特点,来勾勒其小说作为新时期乡土小说方面的成就,以及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

汪曾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创作程式,在艺术上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创作出“系列”的散文化的小说,形成他独特的文体特色。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表现为：人物描写的散文化;叙述的写意性、主观性;结构的随意性。     

民间与都市的联袂——论汪曾祺新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关于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学界多是研究其民俗特征,而对其中的女性形象却少有提及。实际上,汪曾祺在新时期的小说中塑造了很多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构成了一个多元的女性形象群,而这主要与汪曾祺对民间与都市两种视角的选择息息相关。汪曾祺从浸入式角度书写故里女性,以高邮水乡文化和风俗环境为审美参照,基于其童年经验,塑造了具有原型人物特征的女性,表现出女性和谐自然的美好品质,展现了都市文化对高邮乡土的渗透。汪曾祺的民间与都市联袂的视角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入探究。     

浅议汪曾祺小说的儿童视角问题

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坛占有重要的位置,其小说风格温暖平和、清秀雅致。儿童视角是汪曾祺进行创作的重要手段,这种视角的选择有其特定的原因,也令他的作品具有别样的风格。     

新中国70年乡土书写的三度转换

对新中国成立70年乡土小说创作的纵向考察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乡土书写经历了从走入政治乡土,到重返文化乡土,再到告别传统乡土的转换。赵树理195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汪曾祺198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受戒》,莫言1986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分别表征着三种乡土书写的新样态。它亦从文学层面透露出时代环境对人们情感心理的折射:表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人心态从高度的政治整合,到整体的文化怀旧,再到多维的情感突围的流变过程,体现了人类对现实生存环境的多元诉求。     

用心感受汪曾祺--评林超然《二十世纪心灵的文学关怀--汪曾祺论》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汪曾祺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作家,一方面是他以自己不倦的创作践行了心灵关怀这一主题;另一方面是他在文体学上的创见和实验极大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园地.林超然的专著《二十世纪心灵的文学关怀——汪曾祺论》立足心灵视野,对汪文的精神主旨和文体实验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评析,可谓深得汪文真义.     

破除狭隘的复仇意识——浅析汪曾祺小说《复仇》

正《复仇》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是一篇比较特别的小说,汪曾祺认为可看做他早期小说的代表作。作为一篇寓言体小说,《复仇》是一篇具有现实指涉的小说,汪曾祺也自陈这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其直接指涉是中国40年代中期的时局,或如杰姆逊所说的"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但纵观小说,并不只有一层表层指涉这么简单,小说开篇所引用庄子之语:"复仇者不折镆干。     

文化寻根——汪曾祺与西南联大探析

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氛围及生活场景给了汪曾祺的创作现代艺术手法运用的前提背景,在抗战期间对民族文化的坚守给了汪曾祺追寻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源泉.汪曾祺的创作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技巧,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基,文风清新而不失稳重厚实.     

汪曾祺的后期“故乡系列”小说与中国传统散文文风

我国历史悠远的传统散文,对于在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汪曾祺来说充满了吸引力,他不断地从这些极富魅力的文学作品中摄取营养,传统散文的精髓日夜不停地流动在他的血脉之中。在汪曾祺创作他的后期“故乡系列”小说时,流淌在他的血液里的这些传统散文的精髓,化为了源源不断的营养,滋润着他的这片心灵的净土。归有光以及“桐城派”的散文文风,形成他后期“故乡系列”小说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繁华落尽见真纯——浅谈汪曾祺新时期小说的叙事艺术

汪曾祺新时期的小说以其背离主流政治的主题和题材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并使其与其他的新时期小说家们异趣。作为＂散文化小说＂叙述的个案,他重接现代抒情小说传统,同时保持他的小说中对风俗画描写的独立意义。以其独特的叙述视角、结构方式、语言表达、短篇行文为他在新时期文坛上寻觅到了独特的位置。     

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

当年,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改编、再创作成功,凝聚着主要执笔者汪曾祺等一大批创作人员的大量心血。但江青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处心积虑地把一切功劳都划到她自己身上,将《沙家浜》定为样板戏后,隐去了真正的创作者,以至于时间一长,人们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谁是真正的创作者。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1960年10月,汪曾祺在河北张家口劳动了整整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