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六义之"赋":有我之境

如果说“兴”是由“物我之间”、“无我之境”方面突显出了《诗经》中的艺术因素，那么“赋”则是通过大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我”以营造“有我之境”，突显出了《诗经》艺术的美感基础。艺术之和谐与生活之淡泊犹如“下学”与“上达”，两相互补。     

论蔡锷对广西“驱蔡风潮”的应对

“驱蔡风潮”是清末广西新军编练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是蔡锷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因而历来是蔡锷研究的重点之一。在过往有关“驱蔡风潮”的研究中,蔡锷似乎置身事外、毫无作为。但新发现的史料表明,蔡锷在事件中并未向恶势力低头,而是奋起反抗,撰写了长达两万余字的辩驳书,逐条批驳了广西咨议局强加在其头上的种种罪名,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蔡锷在“驱蔡风潮”中表现出来的不向恶势力低头、敢于抗争的勇气和胆略,为他后来成功地发动云南“重九”起义和反袁护国起义,从而奠定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发现的蔡锷的辩驳书,对于研究蔡锷在广西练兵期间的活动乃至清末广西新军编练史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论刘勰“六义”说

“六义”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对写作文章提出的要求,其前提是为文应当“宗经”,直接目的是为了矫正当时“讹滥”的文弊.刘勰所说的“文”应该是包括文学类文体在内的各种文体,这是准确理解“六义”的前提.“六义”是刘勰在“宗经”的基础上提出的六条为文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标准,它的具体内容涵盖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     

扬雄“诗人之赋”义证

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关于＂赋＂的评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深远。但是＂诗人之赋＂涵义隐晦,引发了后人的诸多揣测。通过分析《史记》、《汉书》和扬雄本人作品中的＂诗人＂一词及《左传》中＂赋＂的用法,可知扬雄所谓＂诗人＂指《诗经》作者,＂诗人之赋＂即为《诗经》中的作品。     

上川南抗捐军起义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探析

上川南抗捐军（后改编为川康边中国工农红军游击大队）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川康边地区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起义.文章对这次起义发生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作了详细分析.今天,我们探讨这段历史,对于深入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和挖掘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榆园军起义考

明末清初,在河南范县一带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加上自然灾害,致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终于爆发了梁敏领导的榆园农民军起义,榆园起义历时十六年,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榆园军起义考

明末清初,在河南范县一带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加上自然灾害,致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终于爆发了梁敏领导的榆园农民军起义,榆园起义历时十六年,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论北宋“六军”

自北宋三衙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六军已完全失去其禁军的职能,其长官也用于宗室的除授与武臣的责降,沦为虚职,就连《宋史》"职官志"中也不对六军有所记载。但纵观北宋史料可以发现,北宋时设立了"六军仪仗司",并承担着朝会仪卫与大驾卤簿的职能。再者,六军与三衙的演变也伴随着宋代皇权的发展,故对于北宋六军的存在问题不应被忽视。     

《毛诗正义》“六义”观论略

《诗》之"六义",汉代以前多认为即"六体",《毛诗正义》提出"三体三用"说,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较为理性、清醒地认识到了《诗》的特点,对后世的解《诗》方法有重要影响。     

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

晚唐五代,敦煌寺院僧侣要向世俗政权缴纳基于土地的各类赋税,但仍然享有免除基于人身的各种徭役的优待。作为合法的“百姓僧”,他们既享有乡司百姓的请地纳税和权力与义务,又仍旧保留了僧人免纳身役的经济特权。敦煌僧人交纳地商税,是唐代两税法后寺院僧人丧失免纳正税特权在敦煌地区的具体表现,同时又具有敦煌当地浓厚的地域色彩。两税法以来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既是僧人私有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又是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折射。     

论黄兴与近代粤桂滇边革命

由于某些史书的原因,黄兴在粤、桂、滇边的革命活动中的作用显然被低估了.低估的原因在于: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明白黄兴钦州一行的重要性,仅仅是把它看成一次普通的策反活动;以成败论英雄,一个军事失败的人能称之为英雄吗?对于黄兴的革命活动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综合当时的复杂形势与黄兴实际作用,黄兴实为这一时期革命真英雄,革命真领袖.     

郭绍虞的“六义”研究

郭绍虞于1978年、1980年分别发表《“六义”说考辨》、《文论札记三则》两篇论文,对学术史上的“六义”研究作了系统地辨析.他以经学与文学为两种理路,梳理了“六义”说的谱系;以民歌为源,从源流关系厘清“六义”说的诸种纷争,努力探寻“六义”之真面目;以回归学术精神的姿态,开创了新时期“六义”研究接续学术传统的局面.     

“六观”与“六义”辨——兼论《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标准

长期以来,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人们大都把“六观”当作《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标准,而对本为批评标准的“六义”却视而不见,或语而不公。笔者认为这是《文心雕龙》研究上的一个误区。本文从《文心雕龙》的结构、“六义”与“六观”的含义与相互关系等入手,对“六观”与“六义”进行了辨析,认为,‘六观”是刘勰提出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具体途径和方法,而《宗经》的“六义”才是刘勰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     

风谏、讽谏与风兴——论“风”义流转与赋学变迁

司马迁论司马相如赋是以“风谏”立义.“风谏”主要是传达讯息,由读者“推显至隐”,与东周“赋诗言志”的传统以及汉代“铺陈其事以直言之”的“六义”之赋有相承和相似之处,而与后世所谓“不敢直言”“微言婉词”的“讽谏”内涵不相涉.从“风谏”到“讽谏”的变化,反映了汉代赋学批评从偏重劝谏的内容和目的到偏重其技巧和效果的变化.“风”在汉代有“风教”“风谏”“委婉”“风兴”等意义,而后世赋学批评中的“风”义也在这几个含义中辗转纠缠.风义的流转,反映了赋学观念的时代变迁.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学地位和传播基础，而作为一种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魏晋六朝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人的骚赋分立，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人的屈宋并举，体现了这个时期学观念的演进与学思潮的变化，楚辞随之而成为了独立的类。     

玉在周代礼制中的文化蕴义

玉器与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等级观念、丧葬习俗等方面关系密切,是任何其他质料的器物所不能比拟的。玉器文化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论李白赋作的艺术特色

李白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发展的顶峰。除了诗歌以外,李白的的赋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并深深地打上了唐代文化的烙印。但由于李白卓越的诗歌艺术成就,似乎掩盖了他其他文学创作的光芒,学者们往往将目光集中到他的生平与诗歌的研究上,而忽视了其辞赋创作。李白青少年时期对汉赋的学习及逐渐形成的赋学观,使其辞赋创作在艺术特色及所表达的文化精神方面展示独特的一面,在唐代赋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从祝尧赋论谈起

祝尧所论赋体文学咏物之“法”不仅仅是比兴,更确切地说专指自喻——被祝尧奉为咏物赋之典范的作品皆为自喻赋,祝尧在张华《鹪鹩赋》题解中亦明确地指出所咏之物与“我”的比喻关系。祝尧推举自喻赋有三方面原因：比喻赋“以情为本”而较一般咏物赋更富情韵,取喻“切至”,“体物”多有“不粘不脱”之妙。     

论句义的附加义

附加义是现代语义学中七个语义单位之一,在语义表达和分析中具有一定作用。但历来对于句义附加义论述较少。为此本文只作一点浅显简析。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军制考论

西周时期诸侯国军队属于地方武装力量。在前期,大的诸侯方有一师的武装力量,很难对中央王朝构成威胁。到后期,军队编制改“师”为“军”,王六军,元侯有三军,中小诸侯也依次有二军和一军。命卿是中央王朝试图有效控制地方武装的重要举措,但金文中并未见到周王为诸侯命卿并令其统率军队的记载,推测这项制度实行时间不会太长,到春秋时期已经名存实亡。司马是军队中一个完整的职官系统,除中央的大司马外,诸侯和大夫也分别有国司马和家司马。不过,各级司马只对本级的行政首长负责,对下级司马并无直接的统属权限,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日常军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