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戴着镣铐的前行——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

中国新诗是从有着两千多年辉煌历史的古典诗歌发展而来的,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延缓了新诗的发展过程。自“五四”文学革新后,诗界开始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求出路。20世纪后期诗歌回归其本质意义,同时也伴随着对诗歌语言形式的探寻。     

“五四”新诗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确立

本文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理论,创作现象,语言革新等方面的论述,论证了“五四”新诗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确立。这种美学观,是一种功利性的观念,它根植于“五四”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土壤中,并与之有着血肉关联。也是诗人们探求强国富民之路的“救亡”意识的必然结果。     

中国现代诗语的发生与完善

语言与诗体的关系是新诗研究的基本问题。五四新诗运动确立了基于现代汉语的新诗,它是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但是早期的新诗诗语是不完善的,因此新诗发生以后我国诗人就踏上完善诗语的建设道路。其路径是完善诗语的大众口语方向、完善诗语的欧化语言方向和完善诗语的传统韵语方向。解决诗语与诗律的关系问题是诗语建设的关键,由于建构新诗韵律节奏的困难,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     

五四时期诗歌伦理的建构与新诗创作

五四时期的新诗伦理以白话语言的运用为前提,集中体现在对白话新诗观念的接受和对新诗形式的认同两个方面。五四时期“文白之争”实质上是文学创作的伦理之争,预示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伦理转型。胡适对新诗理论的探讨和创作实践,形成了以白话为基础的诗歌新伦理,为五四文学的伦理转型创造了条件。胡适的新诗顺应了中国诗歌发展的需要,影响了五四新诗的创作潮流,新诗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伦理,逐步获得了文学界的伦理承认。     

"还乡情结"与现代性的追求--试论新诗对传统诗歌的继承与超越

五四语言变革之后成长起来的新诗，其现代化过程是复杂曲折的。一方面，新诗以接近口语的日常语言介入传统诗性语言，胡适指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突破传统诗歌语言的常规，寻求适合表达现代生存经验的语言形式，这是给诗歌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大胆尝试。实际上经过唐代诗歌的繁荣，传统诗歌已经在走下坡路，逐渐僵化，它在形式上经受的种种约束，包括章法、句式、用典、对仗、平仄等，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这种日益僵化的形式已经不适宜表达日益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吕家乡认为：“新诗之所以能够取代精致圆熟的古典诗歌模式，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和内心状态已不是古典的‘意境’所能容纳。”     

傅斯年在五四文学革命中

从五四学革命所涉及的语言形式、思想内容以及尝试新诗写作等三个方面对傅斯所在在五四学革命中的作为进行分析，肯定他对推动五四学革命深入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论象征诗派与“五四”

中国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接受了象征主义，产生了象征主义诗派；象征诗派产生也有它自己的土壤与环境，它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五四”时期的产儿。“五四”初期，在中国诗坛上出现了象征主义新诗的萌芽；“五四”低潮时，象征诗派兴起，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苦闷与怅惆的情绪。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象征诗派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那是新诗发展的必然。特别他们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合乎诗歌的艺术规律。自然有些诗过于晦涩难解，荒诞怪异，防碍了它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象征诗派被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所代替，也是新诗发展的必然。     

五四新诗革命中的“散文诗”

五四文学革命从形式和内容上逐渐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观念.所谓“新诗”,在诞生之初,便与“散文诗”的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五四时期的诗人在探讨“新诗”的特征时,虽然有偏重于韵律或文法的差异,却往往借用“散文诗”一词作为“新诗”的另一个命名.之所以如此,因为“散文诗”一词表达了当时人“新诗”观念两方面的图景:语言的散文化和诗体的散文化.“散文诗”的这个概念内涵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需要塑造出来的.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把此时的“散文诗”误读为现在的散文诗概念.不过,在杂志栏目从“诗”、“新诗”到“散文诗”的设置变化中,不难发现“散文诗”的文体意识正在当时潜在成长.但也正是在这同一过程中,“散文诗”这一本身似乎蕴含着矛盾的概念,正促使人们进一步赋予其特殊的诗体内涵.     

新诗教学的尴尬与突破

新诗,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新型诗歌。它在语言上采用白话,可自由抒写,也可按韵律创作,是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相结合的产物。这使新诗既秉承了古典诗歌含蓄蕴藉,注重意境神韵的特点,又具有外国现代诗歌自由奔放,强调主观性、非理性、音乐性以及立体感等多彩的美学风貌。     

辛亥革命与江南社会——论南社诗歌的现代化趋向

新诗发生是中国诗歌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晚清诗界革命到五四新诗运动之间,有个诗歌现代化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嬗变,不仅为五四新诗的发生和发展开拓了道路,同时自身就是一个诗歌现代化的发展时期。新诗发生的现代化趋向,大致体现在诗质的现代化、诗语的现代化和诗体的现代化。南社诗歌在整体意义和诸多层面上代表着那一年代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此成为中国新诗发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20世纪70年代后台湾诗歌的语言变革

语言问题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而语言的不断变化又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诗歌的艺术风貌。一个民族诗歌语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取决于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取决于语言自身的内部运动。台湾诗歌语言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30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突出表现为诗歌语言风格的变化,即由“欧化”到“白话”、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精神化到肉身化和科技化;其次表现为语言资源的开发,即“方言”（闽南语）入诗。     

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以徐志摩为例

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阐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中国新诗影响的同时分析了徐志摩诗歌浪漫主义特色形成的原因。     

以形式为生命的艺术

任何语言的诗歌首先都是因其语言形式而存在的。没有独特的形式就没有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目前的汉语“诗歌”已经失去“形式”。人们将目前这种不是诗歌的东西称为“诗歌”．其原因是对外来“诗歌”的误解。外语诗歌译为汉语后,其在语言形式上如果没加入汉语的“诗籍”,它就只是不是诗,而我们却以其原是诗歌为由,将这种散性的东西称为诗歌,并反过来以此为圭臬．去进行所谓的新诗歌创作。对诗歌形式的突破．有真突破,也有假突破,当代诗歌的突破以假居多。     

论留学运动与传教运动对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影响

汉语诗歌的功能、形态都受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运动和传教活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留学运动和传教活动是中国接受外国诗歌影响的最重要的两条途径,它们打破了中国诗人唯我独尊、汉诗不与世界诗歌同步发展的局面,使新诗革命成为世界现代诗歌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教活动不但为中国人创造了接触外国诗歌的条件,而且面向平民大众的传教方式还促进了白话及无韵诗的产生,极大地催生了白话诗。     

试论网络诗歌语言的反讽特征

受社会环境、创作主体、网络特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网络诗歌的语言在继承传统诗歌语言特征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特征。除口语化、叙事性等特征外,网络诗歌在语言特征上还呈现出了它独特新颖的一面,即“反讽”的运用。文章从“反讽”在网络诗歌语言中存在形态、生成原因、意义、局限和出路等方面进行剖析。     

参与彰显价值——钱玄同与“五四”文学语言建设

在新的文学语言建设中＂五四＂学人各自担当了不同的角色,或首倡或参与,地位与贡献不可一概而论。作为重要参与者之一,钱玄同热情响应胡适、周作人等的思想主张,并就文学语言的开放与兼容、真切与精确、普及与适用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发挥。即如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血液,古语、方言、外来语在白话文中高下有别,民间文艺乃口语与书面语之中介,以及唤醒民众须以接近言语之自然的语言等等,无不有益于一种新文学语言观的完善。草创固然寓有拓荒之功,但滥觞也并非全无意义。     

徐志摩诗歌语言艺术研究

徐志摩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最具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作品语言新颖别致、清新活泼、节奏鲜明,给予读者独特而鲜活的审美感受.徐志摩在追求纯美的思想指向下,不断将其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在语言上,它善于运用音乐美与视觉美,使其诗歌成为艺术性和诗情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