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路径

王阳明易学思想之发展可分为前后三个阶段。以"龙场悟道"为分界,此前之阳明易学思想主要表现为对程朱易学之因循,而基本不作自身之发挥;"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则是发挥易理以证其"道";随着工夫之精熟易简,王阳明又提出"良知即是易",指出二者本体与工夫之一致性,此为阳明易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良知与易道圆融。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易》学因素

在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龙场悟道”是一个重要的转机,而处于下锦衣狱、谪龙场驿的忧患中,王阳明曾精心研读《周易》,并有不少抒论之作。本文对此展开论析,以探明王阳明“龙场悟道”中的《易》学因素。     

树人与创新——王阳明教育思想的启示

王阳明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把思想文化与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龙场悟道”是王学的起点,龙岗书院是王阳明最先创办的书院,《教条示龙场诸生》和《龙场生回答》奠定了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并在贵阳文明书院“始讲知行合一”,“龙场悟道,贵阳传道”,王学走遍天下。王阳明教育思想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一是“树人”,二是创新。     

阳明心学与九华佛学

提到王阳明思想的演变,最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是“龙场悟道”、“前三变”和“后三变”之说,而往往忽视了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佛学思想的来源——“九华问道”。本文就王阳明于弘治十四年和正德十五年两上九华山,与儒、道、佛三家士人交游、交谈等,并结合王阳明的心路历程．试分析九华山佛学思想对阳明心学的影响。     

特殊矛盾的生动再现——评《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

安文新先生的《王阳明与祖摩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王阳明在龙场与宣慰使安贵荣的交往,塑造了王阳明、安贵荣真诚坦直的艺术形象,同时,也从艺术的角度侧面揭示了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内外条件。这部小说在艺术虚构上忠于历史,合理适度,结构精巧,语言生动,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作品。     

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贵州阳明学探微

王阳明直宗濂洛,上泝孔孟,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真三不朽”。贵州为王阳明“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于此地怡情山水、砥砺道德、敦化风俗、澄怀观道,勤劳于诗书章句之间,更致力于德性心术之本,力矫宋儒“支离决裂之病”。王阳明以龙场悟道为原点构建了完整的心学体系,是其重新开辟精神天地之滥觞。王阳明一直被黔中文士视为风徽,堪称“肇西南文教之先哲”。     

明代心学家钱绪山的生死智慧

钱绪山是明代大儒王阳明晚年重要的弟子,他与王阳明关系密切,一生致力于讲学与整理心学文献,对心学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论文着重从现代生死学的角度,来探析生死经验对钱绪山悟道的重大影响,以及他面对亲人死亡的态度所展现出的生死智慧.并由此展示儒家的智慧是通过在世间的磨练而获得解脱的特质.     

龙场悟道与心学解放思潮

490年前,即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中国哲学史上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这就是王阳明在而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一个晚上豁然顿悟的所谓“龙场悟道”。在著名的“龙场悟道”中,王阳明彻悟“良知本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川这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诞生了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于是,他的思想如潮水开闸泻入江海,后来终于发展和完成了心学理论体系。它是程朱理学的对立面,然而又与程朱理学互黜互济,共相辉映,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阳明心学在明朝中…     

王阳明“龙场悟道”新论

文章认为，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立决非偶然，而是有其形成之契机。正是龙场这块土地养育了流放中的王阳明，并促使他能够“悟道”、“成道”，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心学体系。同时一再证明了在逆境中得道的道理。     

王阳明"龙场悟道"对现代人精神追求的启示

王阳明龙场悟道所焕发出来的大智大勇精神,对我们寻求生命意义的现代人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这些启示是:一、良知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人间正道致良知;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厄运和苦难压不倒英雄豪杰;三、先立乎其大者:高举理想主义大旗;四、自由选择:环境的不可选择性与行为的可选择性;五、舍得一切的大无畏精神:凤凰涅槃获新生;六、悟道行道:开启人生之路,塑造理想人格;七、尽人事而待天命:忍耐必有希望,坚持就是胜利。     

王阳明与贵州

王阳明是明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在被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期间。他始始以“内圣外王”为人生理想，不仅首开贵州文明开化之风，积极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而且创立了“阳明心学”，使儒学发展到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个高峰。王阳明之功造福当时、泽被后世；王阳明之学跨出国界、飘洋过海、享誉国外。他以其个人的不幸换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幸，是一位很值得后世深入探讨的历史人物。     

“贵州经验”:论王阳明民族观的形成与实践

王阳明中年被贬谪贵州,由此开始对少数民族与土司治理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夷夏平等”的民族观。王阳明将此民族观运用于当时贵州重大事件的处理上,积累了较为成熟的“贵州经验”,对贵州产生了良好影响。王阳明“夷夏平等”民族观和“贵州经验”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论王充与王符文风之不同

王充和王符作为东汉前中期代表性的散文作家,在文章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王充文章气势雄健,王符文章则显得阐缓;王充文章论述详尽,因此显得繁复,王符则注重剪裁,论述时例证繁简适当;王充文章散句为主体,偶有骈句;王符文章则骈句较多出现,骈俪化程度明显加强。王充和王符文风之不同,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王充创作意图在于批判现实中的"虚妄"之言;而王符则更注重文章的经世致用,以此来警醒当世统治者。二是王充性格充满豪侠之气,表现得自信张扬;而王符则带有孤傲之气,表现得含蓄内敛。三是两人所处不同时代造就了不同的士风和文风,这些都影响到两人的散文创作。于此,亦可见东汉前中期散文嬗变之迹。     

徽州歙县瞻淇的王祖祭

根据清末与民国期间歙县瞻淇祭祀王祖汪华的一些簿册文书,实录了正月庙祀的日程安排,重点介绍了十八朝祭,庙内铺设,演出剧目,神前三十六碗,祭祀经费来源,还实录了二月标祀过程和三月十六族标祀的轮管与礼仪,并与张许二帝祭作了对照,表明王祖祭极为隆重,反映了汪华在徽州享有无比崇高的地位。这与汪华生前保境、降唐与死后“显灵”,也与当地百姓祈求安定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国维校录《张子野词》发微

王国维校辑本《张子野词》是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词学文献,本文首先揭橥其文献特征和流播过程,并对其校词的特色、存在的误区等进行讨论.以此为基础,探讨《张子野词》对王国维词学建构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分析王国维探讨张先词时对“境界”说的体认,随后探析王国维并不特别看重张先词的原因,并以此为例探讨其论词标准.最后讨论王国维在创作方面对张先词的潜在接受.     

《广雅疏证》校勘用语“讹作”研究

王念孙疏证《广雅》,常用"讹作"这一用语进行校勘,校勘的内容包括对文献表述的校勘和文献用字的校勘。王念孙对不同的讹误现象采用的校勘方法和证据是不同的,不仅体现了他精深的校勘功底,也反映出他已经具备了较为科学的语言文字观念。文章试对"讹作"涉及的校勘内容进行分类,以考察王念孙的校勘方法及他的一些语言文字观念。     

王充与王莽非同宗考

黄晖等人指出王充、王莽均有孙、王二姓,且同出魏郡元城,乃是同族,然细考《汉书·元后传》《论衡·自纪篇》之记载,详玩汉人传记的通行文法,此说难以成立。诸般史迹表明,王充、王莽分属两个平行发展的独立家族,绝非同宗。王莽的宗姓在东汉一朝备受猜忌,王充对王莽之行事素无好感,《论衡·自纪篇》交待"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仅是陈述事实,并无攀附王莽之意。     

论苏轼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思想,也是苏轼的重要思想。苏轼一生对民本思想有充分的论述,他身体力行,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直接上书反映民众疾苦,用诗文来反映民众的疾苦,并在地方为官时因法便民,帮助老百姓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究其牢固的民本思想原因有三个：一是受我国古代先贤民本思想的熏陶;二是受其父民本思想的影响;三是本人的性格和人生经历所决定了的。     

论王维对陶渊明的接受

唐代诗人对于陶渊明的接受怀着一种褒贬共存的复杂感情。作为田园诗承继者的王维，一方面否定陶渊明避世的生存方式，走上了亦官亦隐的"朝隐"之路;另一方面在诗歌上，他却师宗陶渊明，喜欢化用陶渊明的诗句，并用其佛禅思想接受、融化陶渊明清腴、平淡、自然、闲适的田园诗艺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种褒贬共存式的复杂情感，使王维对陶渊明的接受呈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     

王充神话观探析

汉代传世的神话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类型的神话,王充所持的态度不尽相同。王充以求“真”的科学态度对原始神话进行了批判,以求实的史学态度对远古圣王神话进行了批判,但为了颂汉,王充不仅迷信,甚至大力宣扬汉帝政治神话。可见,王充对神话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往往会依其立说目的而取舍,甚至自由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