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奴隶社会吗?--从文献和甲金文看古代奴隶现象

根据地下文物、历史典籍及甲骨金文等,证明郭沫若等人“中国古代有奴隶社会”的判断是错误的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确有奴隶存在,但不能说中国古代有奴隶制度,更不能说中国古代有奴隶社会。     

论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过渡时期劳动者人身地位的变化

许多社会发展史著作认为:古代世界向中世纪过渡,意味着劳动者人身地位的提高,即由“完全被占有”的奴隶,上升成为“不完全被占有”的、半自由的农奴,而这又是古代末期“奴隶革命”的胜利成果。于是历史的逻辑与道德的逻辑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封建化似乎也就成了劳动者的福音。这个结论关系重大,然而它似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赞奴隶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斥反动儒家对奴隶们的诬蔑

孔丘这个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把当时(奴隶社会)的劳动人民诬称为“小人”、“下愚”。事实证明,“小人”伟大,“下愚”聪明。因为正是这些被诬称为“小人”、“下愚”的奴隶们,创造了社会财富,不断地进行革命斗争,从而推动历史前进,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所谓“下愚”与“上智”的对立,反映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孔丘说:“唯上智与下愚不栘”。“上智”,是指奴隶主阶级有他们所谓的知识;     

劳动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简论法家路线与奴隶、农民革命的关系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当前,我们学习和研究儒法斗争史,评价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也必须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正确分析、认识法家革新路线与奴隶、农民革命的关系。历史的长河呼啸奔腾而去,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和封建社会中,正是无数次奴隶和农民起义,奴隶和农民对奴隶主、地主阶级的革命战争,打击当时的统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才使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我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在这种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的激烈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先进的思想,只能从当时劳动群众三大革命实践中产生出来。法家思想也是当时社会的政治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关于人道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的论述,这对于正确对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有着重大意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其出发点都是抽象的人性论。这就导致它在社会历史的动力、历史规律、历史尺度、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方法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都是唯心主义的。不论强调“人”是费尔巴哈所说的“现实的人”,还是借口马克思主义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坚持“人是马克思主义出发点”的命题,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抛弃从抽象的人出发,而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创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不允许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主义将会退回到历史唯心主义那里去。     

谈谈西周学校的舞蹈

西周(公元前1066—771)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黄金时代,是在商代奴隶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奴隶制王朝。它全面地继承了殷商以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通过周公旦的“制礼作乐”,整理了全部的文化遗产,按周统治阶级的意志,将所有的文化、娱乐、军事等活动规范化,而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等级森严的奴隶主阶级专制统治制度。西周的舞蹈就是在殷商以来舞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依一定的形式、一定的内容、     

论国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中主导性乃至决定性的因素。缓和阶级冲突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国家又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国家利益与国家职能相矛盾,使国家与社会处于矛盾之中,矛盾的发展状况决定了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国家利益集团的存在使社会形成地主、农民、国家各为一极的三角形经济结构,其间存在着一个相互制约的链条,并使社会经济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呈现很强的稳定性。强化国家职能、限制国家利益,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假说及其历史定位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东方社会（古代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历史发展规律而提出的一种假说。马、恩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独特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原生阶段（相当于广义的原始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它具有存在意义上的普遍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关键，因此，正是依据“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历史形式的发展和特征，马、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了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正确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东方社会中的历史定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东方社会，尤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性和特殊性，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高中《中国古代史》教材补缺质疑

高中《中国古代史》教材在“西周的国人和平民”,“东汉的中央专制集权”,“淝水之战胜负原因”和“清朝的行政区划”这4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疑点和缺漏,故予以补正,补充和说明。     

论中国古代政区划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中国古代政区的演变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变化的。中国政区划分的产生,经历了由"分土而治"到"分民而治"的过程。行政区划分也经历了郡县时代、道路时代、行省时代三个阶段,且政区划分呈现"由高降低"和"由虚入实"的规律。中国古代政区划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它的各种演变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古代中央政权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射礼成因初探

射箭活动在西周社会的盛况是罕见的,且与西周统治者的精神统治工具“礼”相结合,形成对社会各阶层均有一定影响的射礼活动。作为当时特有的社会现象,“射”与“礼”结合形成射礼必有深刻的原因。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肤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各位老师和同行。中国古称礼仪之邦,最重视礼。礼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愈加体现出对阶级统治的重要性。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代统治者制礼作乐的结果,促成了礼在周     

藏族跑马射箭起源新考

藏族跑马射箭起源于青藏高原原始社会末期，至今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其雏形－骑射形成约在吐蕃奴隶社会上升的历史阶段，发展于吐蕃王朝以武力扩张领土的一系列战争中。随着吐蕃王朝崩溃和奴隶平民起义的爆发，九世纪中期，骑射这一军事体育很快传入民间，逐渐扩大到青藏高原各地区，成为藏族在喜庆节日期间举行的跑马射箭表演及比赛活动。     

试论中国古代体育美学思想

我国古代体育美学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其主要思想主要表现在以儒家孔子“仁学”为基础的“游于艺”、孟子“养气”说和以道家庄子“自然”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儒道两家最后都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作为体育美学的最高境界。     

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思想武器——谈韩非的“法治”理论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韩非子》一书,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是一部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宣言。他的“法治”理论曾经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反对复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地主阶级专政的主要依据。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韩非的“法治”理论,总结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弄清楚新兴地主阶级为什么要对奴隶主阶级专政,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是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它比之春秋时期,有许多新的形式和新的特点,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表现得更加曲折,更加复杂。这种客观形势,对韩非“法治”理论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早在春秋末期,在奴隶起义的巨大力量推动下,新兴地主阶级夺权斗争就已经普遍     

论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消极影响

漕运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项大政,对集权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客观上对带动古代水运业的发展及密切各地的联系,也产生了颇大的积极影响。但是,漕运作为封建王朝大规模强制性征调财赋的工具,又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直接地掠夺;高成本和高代价;“保运”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保运”对治河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漕运便成为寄生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之上的巨大毒瘤。     

也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 ,也一直关注着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革命。在研究了印度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俄国的农村公社后 ,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的理论 ,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将其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本文讨论的就是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1、1 9世纪 50— 60年代提出了“东方社会特殊论”。19世纪 50年代初 ,英国国会就东印度公司展开国会辩论 ,马克思对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对印度、中国…     

论两汉官私奴婢

两汉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这在史学家们来说大多数人是同意的。但是,由于两汉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官私奴婢,引起人们对两汉社会性质的怀疑。五十年代史家们就这一问题首次进行了公开的辨论,截止目前对这一老问题的看法仍然有分歧。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五十年代撰文认为,两汉的官私奴婢主要不用于农业生产,而仅是贵族家里的装饰品和仆役,它只是封建社会的奴隶制残余,不同于奴隶社会意义上的奴隶。王思治先生等则不同意翦伯赞先生的观点,认为汉代官私奴婢就是奴隶社会的奴隶,其劳动无论在农业、手工业等方面都占有主导的地位。近年,由于江陵凤凰山汉简的出土,汉代奴婢用于农业生产部门已被证明。但是,这是否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主流呢?史家们的看法颇有分歧。有的赞同五十年代王思治等先生的观点。     

论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社会政治地位的界定及其逻辑思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准确把握当代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特别是其阶级属性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了逻辑严密的论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党全社会都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系统、严谨的论证及其相关论述所形成的完整的知识分子思想。为我们党和国家确立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地位．在全党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依靠科技和人才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论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以《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后,在短短的20多年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就有所接触。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力的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末零星传入中国到具体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其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历史选择,包括对传播主体的筛选、在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斗争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对来自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甄别,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内容的选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质上是中国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双向互选的历史。     

评郭老的《论曹植》

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郭沫若是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学者之一.他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青铜时代》、《奴隶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等专著,均堪称为中国古代社会、古代历史、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划时代著作、因为,这几部巨著的出现,一方面开拓出一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新路,一方面郭老的渊博知识、洋覆改证以及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方法都为后学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