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国企改革中债务问题的思考

必须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本文阐述的主要内容是:过度负债已成为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主要障碍;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成因、危险性;切实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问题的有效措施。     

论企业的负债经营

以负债经营的概念、特征为基础,从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现状,提出了我国企业进行负债经营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了负债经营风险形成的原因;强调一定要正确计算临界负债点,决策负债经营的规模;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我国企业规避负债经营风险的措施。     

上市集团公司多角化经营与偿债能力关系的研究

多角化经营是否提高了企业的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增加了股东的财富和价值？文章运用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对符合条件的44家深沪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非相关多角化经营程度越高，负债水平越高，但偿债能力越低，多角化程度高的企业呈现出明显的被动负债特征。     

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激励问题研究

提高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制度市场化水平,迅速增强国有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竞争,是国有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本文针对目前国企经营者薪酬水平偏低、激励机制不合理、激励满意度低等问题,从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机制角度,提出了建立合理的用人机制、薪酬决定机制、合理规范的薪酬构成、科学的业绩考核测评体系四个方面的改革建议。．     

现金流权、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决策——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金流权、控制权及其分离程度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对现金流权、控制权及其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控制权与公司负债水平显著负相关;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公司,终极控制股东倾向于债务融资,扩大其可掌控的资源,以便进行攫取行为。两权分离程度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强。公司负债水平与两权分离程度总体上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     

市场化进程、高管晋升激励与研发投资

本文以2011—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高管晋升激励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杠杆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内部高管晋升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内部高管晋升激励与研发投资的负相关关系起加强作用。进一步,基于企业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在市场化进程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的高管晋升激励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更显著;相反在市场化进程水平较高的地区,非国有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对两者间的影响弹性更大。研究结论不仅对于深入理解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完善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还表明了市场化进程等制度环境在企业创新行为中的作用。     

国有企业债务调整的制度分析

本文从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特征出发,考察国有企业债务调整问题,首先分析了国有企业负债对企业财富积累的影响,认为在我国现有企业制度下,负债具有双重杠杆效应,其次分析了融资机制费用,即固定融资费用,认为在企业投资机会和管理效率一定时,固定融资费用是决定企业负债杠杆效应性质和强度的基本因素,并得出了三点结论,最后根据前述分析结果,提出了国有企业债务调整中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05—2019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与金融发展水平均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强于金融发展水平;企业家精神均为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中介变量,且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替换估计方法与相应变量衡量指标后结果仍然稳健。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自由现金流、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短期负债水平负相关,与长期负债正相关;总体而言,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负债融资无法对企业"过度投资"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效用。     

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国家创新?——影响国家创新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基于28个国家的2000—2006年面板数据,从市场化程度、贸易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制度因素对国家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贸易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对一国创新水平的提高有显著影响,而法律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影响并不显著,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法律制度的完善才能显著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市场化进程与上市公司R&D投资： 基于产权特征视角

摘要：基于市场化进程驱动企业R&D投资的理论阐释,本文实证考察了市场化程度对不同产权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市场化程度不仅与企业R&D投资强度正相关,而且市场化程度与行业竞争的共同作用对R&D投资的影响程度更为显著;（2）央企和民企的R&D投资对市场化程度的敏感性较高,分别为地方国资委所控企业的26倍和23倍,为地方企业集团公司的2倍和18倍;（3）与地方国资委直接控制的公司相比,相同的市场化程度对企业集团R&D投资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只有在市场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后,R&D投资的价值效应才可能因市场环境的实质性改善而逐步彰显;而地方政府基于短期利益的干预,很可能削弱了市场化进程对R&D投资价值的边际贡献。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企业R&D投资的市场驱动机制和产权约束条件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高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利用2008-2017年国有企业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并未对创新绩效产生明显影响,而非国有股东委派董监高明显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2）基于现金持有视角,非国有股东参股和委派代表均能提高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意愿;（3）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创新绩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影响。最后,本文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政府干预、产权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

通过对政府干预企业投资活动的理论阐释与动机的分析,本文研究了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效率与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政府干预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对企业投资不足的缓解却具有非对称性。(2)由于产权控制特征的不同,政府干预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和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地区政府干预程度的敏感性交替最大化。(3)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缓解,是政府推动投资扩张动机整体抬高了投资率的结果。(4)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与市场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相反,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则具有负面的市场反应。企业投资效率与价值效应的非一致性表明,政府干预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滞后的一种制度性替代机制。     

高管政治晋升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监管独立性和市场化进程的双重探讨

论文以2007-2014年深沪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制度理论,探讨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与创新投资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所受监管的独立性和所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晋升会抑制创新投资,同时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控制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而在中央控制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即外部监管独立性会影响政治晋升与创新投资的关系。此外,相较与市场化进程较慢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 ——基于双重/无偏机器学习方法

基于2008—2019年我国国有上市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样本数据,使用双重/无偏机器学习方法,研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为时下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参考借鉴。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引入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股东能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提高创新投入强度与改善创新效率两途径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     

市场化程度视角下的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研发

本文围绕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使用世界银行在中国开展的投资环境调查的数据,在控制了一系列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因素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建立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参与研发的积极性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2)民营企业所在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越不发达,政治关联对研发参与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与企业专业化经营

    研发投入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专业化经营？相关研究对此并未得到一致结论,且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特殊的转型经济背景。文章采用我国2008—2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资源和制度视角探讨了研发投入对企业专业化经营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专业化经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市场化程度对研发投入和企业专业化经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实践价值在于考虑到在全球竞争环境下,与发达国家行业领先企业相比,我国企业普遍处于技术水平较低阶段,作为追赶型企业,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企业不适合把技术转移到其他行业,应该专注于在本行业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重视研发的企业为了应对同行业竞争压力,更应该固守主业。     

私营企业家政治关联:催化了投机行为还是技术创新?

本文以2012年全国工商联第十次私营企业调查为样本,采用OLS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私营企业家获取不同级别政治关联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并探索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在其中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政治关联对企业选择短期投机行为和长期技术创新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变量在其中有重要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时,政治关联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长期技术创新投入,而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则会减弱,反之亦然。研究结论扩展了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对企业战略决策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     

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非国有资本参与对国企产生治理效应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影响政策性决策行为,那么国企“使命必然”的社会责任表现也会因此产生影响。本文从减负效应与治理效应双重视角出发探究国企混改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表明：国企混改动态股权结构变化,包括多样性、深入度、制衡度以及控制权转移均会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且机制检验发现,国企混改不仅可通过减负效应,即缓解国企承担的政策性义务从而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还可通过治理效应监督约束管理层为获隐性福利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行为。此外,基于控制层级与治理环境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央企相比,地方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市场化进程较高、政府放权意愿较强地区,治理环境较好从而能够强化国企混改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最后,研究发现国企混改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体表现在员工、供应链以及环境责任,并最终有效缓解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负向价值效应,提升企业价值。研究认为国企混改应注重股权结构“量变与质变”相结合,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的治理效能,明确国企社会责任本质,促使国企提升绩效的同时,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的榜样作用。     

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立法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必须从行政措施、政策调整发展到主要依靠法律调整。而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法律调整的作用,就必须首先明确国有企业的概念、性质和定位,科学完善相关法律架构。我国应整合现行国有企业法律法规,构建以以共事业企业为企业法主体概念的企业法律体系。应区分国有企业的不同经营性质分类进行规范,并纳入以企业组织形式为标准建立的企业法体系中。对于公共企业,国家要直接控制并进行专门立法;其他的竞争性国有企业应当纳入一般商事企业进行规范,国家不应再直接控制,不宜再按所有制标准时该类国有企业进行区别对待和相应立法．应当完全等同于一般企业。这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于公共事业领域,有利于公共企业根本功能的发挥．也有利于市场主体与国有企业中的一般商事企业展开平等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