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

五四时期出现了引入西方史学的新热潮。与以往相比,所输入的西方史学的内容,在系统性和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提高。以梁启超、胡适、何炳松等人为代表,在积极引入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对中西史学的结合做了有益的尝试,促进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因客观条件与主观原因的局限,在五四时期中西史学交融的过程中,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说明这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     

三论二十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

本文阐释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三个问题:中国史学与20世纪苏东剧变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史学两支史学潮流的相关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西方新史学的关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的关系。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其前提与基础在于相互了解,史学交流尤甚。当下,为了进一步开拓中西史学交流,不断地加深相互了解就显得格外重要,唯此,才能使中国史学在与西方史学交流中出彩,在与国际史学互动中前行。     

试论中西史学精神的异同

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西方史学和社会思想,中国史家抱着愈益开放的态度,当下中西史学交流更加密切。本文从求真精神、怀疑精神、创新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四个方面,对中西史学精神进行了比较,对于中国史学扬长避短,以及促进中西史学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关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特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理性,没有哲学。前辈中国学者在物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都发现了中西文化存在着若干异同,但他们忽略了理性在中西文明中起到的作用。理性有不同的内容和类别。不同的理性类别组成不同的理性结构。虽然理性的爆发是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共同特点,但它们表现出来的理性结构却不尽相同。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但缺少历史理性,其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逻辑理性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理性结构包括历史理性、自然理性、道德理性,有逻辑思想,但却未发展出逻辑理性,其中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这种理性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中西文明之别,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中西的二分法之不同,其部分原因则可溯源于各自语言之不同。语言特点不同,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头。     

中西古典史学理论异同论

史学理论与史学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诞生了古典史学理论。古典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史学目的论和史学方法论。史学目的论上，中国古典史学从惩恶扬善、鉴诫资治到经世，与西方古典史学的垂训目的相同；史学方法论上，中西古典史学理论都提倡求真与批判精神，为后世史学树立了优良传统。虽然中西史学发展的路子不一样，但在古典时期的史学理论却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断裂与绵延:中西教育周期比较

本文采用长时段计量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统计了1900年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教育名人数，绘制出中西教育周期的曲线图。统计现象显示：断裂与绵延是西方与中国教育发展势态的重大差异；中西教育分别于19世纪初和18世纪初出现陡坡，标志看中西教育开始全面进入近代化阶段。文章还对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     

浅谈史学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作用

中华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文明发展影响深远。史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见解。本文拟从史学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中枢、史学是文明性格形成的途径和史学是中华文明凝聚的纽带三大方面来谈史学在中华文明发展中作用。     

以史证教与以史驳教——清初天主教传播与中西方史学交流

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及信徒与反教士大夫分别从“以史证教”和“以史驳教”的角度研究和开发中国古代史籍,从而使中西方在史学领域内迈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一步。但在史学领域内部,中西双方均缺乏充分的实质性的接触,因而该论战虽点燃了中西史学会通的星星之火,但毕竟仅停留于史学表面,未能深入内里。中西史学的进一步交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巨大转变仍有待于来日。     

简论中西古典史学中的史学视野

只有整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早在古典史学诞生之初,中西古典史学家们就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史学视野十分开阔。司马迁、希罗多德等人的史著都不失为整体的历史。比较而言,西方古典史家们在整体的历史观以及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探索与努力,比中国古典史学家们要多,史学视野也相对要开阔。这种状况的出现,是造成以后中西史学分野的重要原因之一。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探讨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是：一、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思想；二、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他将两者加以融合，找到了中西史学的结合点：强调直接材料，从而使西方的史学理论、科学方法移植于中华传统史学的沃土中，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

文明史学起源于西欧,19世纪70年代初传至日本,20世纪初进入中国。经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文明史学在日、中两国兴起。一方面,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主张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以民众心理、社会风俗等为研究重点,以历史的因果关系、演化规律及公理公例为追求目标,以文明之精神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又因应时势,予以改造与发挥。西方史家认定文明史合于自然科学的性质,中日史家则主要是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文明史;日本史家通过文明史学确立民族自信,中国则出现了明显否定民族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带有较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的文明史家则强调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循流溯源,观同析异,这对于深刻认识中日两国史学现代性的发生大有裨益。     

《论撰史》与《史通》之比较

《论撰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批评的专文,《史通》则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卢奇安与刘知幾生活在相差5个世纪的不同国度,但是他们二人在历史真实、史书编纂以及史家素养等基本史学理念上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并且都对西方与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将《论撰史》与《史通》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西方史学史上诸多理念的异同,有助于深化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新阶段——以江泽民史学思想为视角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泽民多次发表有关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历史学习的思想,身体力行促进史学的发展。这些活动和思想对当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要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并构建具备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和解释范式,而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形态和现实模式,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两项任务是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当代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内容和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形成深具中国民族特色而又为国际史坛所认可的基本特征和学术品格。     

福泽谕吉与基佐的文明史观比较研究

福泽谕吉(1834—1901)大量地吸收基佐(1787—1874)的历史哲学,结合自身的理论特点,从本国实际国情出发,开创了一套具有鲜明日本时代特色的文明史学。福泽在融合基佐优势理论的同时,又保持了西方文明史学强调历史进化论的中心论调,并辩证地将其应用到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对日本及近代亚洲各国封建史学的消亡和新史学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历史进步论探析——兼论唯物史观对思辨历史哲学的超越

历史进步论是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观点,是历史研究试图科学化的努力。作为思辨历史哲学代表的文明形态史观却把宗教当作历史进步的尺度,并且与目的论和宿命论联系起来,受到批判历史哲学的质疑和批评。唯物史观把社会发展建立在自然历史过程的基础上,超越了历史研究中的思辨因素和唯心成分。     

炎黄时代的图腾与龙及中华龙文化的起源与形成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我国传统史学中将龙视作神,而在我国近代史学中又将这种神认作与图腾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关。图腾是1903年我国从西方学术界引进的概念,之后对古代文献记载的炎黄时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如感生始祖的传说、始祖的动物名号或族名与徽号以及龙等作图腾解释。这种解释是否得当,尚待进一步研究。目前考古发现确认的最早的龙遗存,是河南濮阳西水坡一件模仿鳄鱼形象的随葬品,这种鳄鱼形象因墓主人的特殊身份而增添了文化上的含义,由此可以确认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已经产生了龙文化意识。而作为延续至现今的中华龙文化是在陶寺文化早期(公元前2400～公元前2150年)形成的。陶寺文化早期的龙升华为王室文化元素,龙的形象脱离了动物实体的形态,逐渐向威严、神秘且神圣的象征性形象演化,这一现象的产生与陶寺文化早期文明诞生有关。这表明中华龙文化的形成与中国文明的诞生同时产生。     

略论李泰棻的史学思想

李泰菜是20世纪前半期在史学理论和专门史等领域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20世纪20年代,他深入探讨了中西史学交融的论述模式,并对近代史学理论体系提出了新的观点。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是颇为新颖的观点,对后来梁启超等人的史学理论著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史学":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的理论构建之二

晚清民初的“新史学”的实质是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文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其范围是民史、国史;文明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激励人们创造历史、培育爱国热情;文明史学的性质是国民史学、民族史学。与西方文明史学相比,中国文明史学更多地承继了传统史学的鉴戒性质而忽视了文明史学的科学性。因此,文明史学没有能够完成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任务,“新史学”只能徘徊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