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讨论的评价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行政法据以存在的观念和思想的前提。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出现了各种主张和观点 :平衡率 ;控权论 ;管理论 ;服务论 ;公共权力论 ;保权控权双重说。在探讨行政法理论基础之前 ,有必要区分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需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各国行政法是否具备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功能和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差异何在 ;行政法理论基础是否一定先于行政法制的实践。建构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必要和步骤 :对该问题的探讨是我国行政法治深入的表现 ;开展对我国行政法律关系的深入思考 ,密切关注我国的社会现实 ;加强对各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     

平衡论解构

"平衡论"只不过是管理论和控权论的调和论。如果说传统行政法的管理论和控权论存在价值选择方面的冲突的话,现代行政法的管理论和控权论已经实现统一,即控权是目的、授权是手段,控权与授权是统一的,区别只是控权力度和授权程度。"平衡论"讨论的是宪法问题而不是行政法问题,是价值选择(价值取向)问题而不是研究视角的问题。就价值选择而言,要么控制行政机关的权力,要么控制相对方的权利,平衡是不存在的。至于行政机关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的关系,由于具体的行政权力没有与之对应的相对方权利,也不存在平衡问题;行政机关的权力作为广义权利的特殊表现形式,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与相对方的权利不存在平衡问题。     

论行政法基本理论——平衡论的完善

控权平衡论从控权、制衡角度来阐述行政法的基本理论。本文以行政法的价值和目标为基点,从行政权的良性和恶性两个方面来分析行政机关和相对人权利义务不平衡的事实,进而论述新的平衡理论,即追求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平衡。     

现代行政法与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

行政法的核心是调整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行政法的目的在于使二形成一种协调、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提出多元控权理论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更为有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代行政法制度对行政权的比例原则，从而使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

法治行政符合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和含义。它包括四方面内容：政府行政行为应有组织法上的依据；政府行政行为应有行为法上的依据；政府遵守之法应为合乎理性之法；政府违法行政应负法律责任。法治行政原则以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控权--平衡”论为其立论基础，体现了行政关系主体的平等，以及现代国家权力交融与合作和行使行政权主体多元化趋势的特点。     

论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和制约

作为现代法制在公法领域的表现物，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宪法对行政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认为其主要表现为对行政法控权思想、行政法基本原则以及行政立法的影响和制约。     

论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和制约

作为现代法制在公法领域的表现物，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宪法对行政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笔认为其主要表现为对行政法控权思想、行政法基本原则以及行政立法的影响和制约。     

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改革的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所确立的混合型行政强制执行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立法者所期待的积极作用,但其在实施和运行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文章从理论和现实出发,结合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属性、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和我国行政法发展的传统与政治哲学理念阐述了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交还给行政机关的观点。     

市场经济下行政法的效率职能

理论界关于行政法的职能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年来涌现了一系列关于行政法职能的理论，各理论都有一定道理，然而，作为对现代行政权和现代行政管理活动起作用的行政法必须承担的效率职能却鲜有研究。行政法的效率职能要求行政系统确立新的价值体系、确立新的体制结构、确立新的技术知识分系统、确立新的行政过程、确立新型人际关系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

依法制约权力作为依法治国的表现形式和根本保障,在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行政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权比其他任何权力更需要控制.传统行政法控权观念认为,行政控权唯有“合法性“控制.而现代法治要求对行政权的控制应“合法性““合理性“兼顾,且对行政权的“合理性“控制越来越成为行政控权的焦点所在,本文就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权的“合理性“)及其法律控制作一些探析.     

论“国家理由”学说及其当代意义

古典政治哲学将国家学说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自马基雅维里以来的近代政治哲学则是将国家学说建立在＂国家理由＂的基础上。如果说格劳秀斯还严格遵循着自然法传统,那么霍布斯对自然法的情感则非常复杂,他认为国家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前提遵循了自然法。但在他论述国家主权和国家功能时却遵循了＂国家理由＂,这影响了斯宾诺莎。＂国家理由＂后来逐渐演化为主导国际关系原则,不仅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为了人类发展需要,反思＂国家理由＂观念,应该把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世界作为人类发展理念。     

转型社会的法治道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察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转型社会是中国法治建设走不出的背景。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中国的客观事实,观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一体同构性,正视区域法治的差异性,撷一种法律与政治妥协的智慧,以开阔的视野,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尝试探求具有“相对合理主义”的中国现代法治之术。     

美国语境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解读

对美国法律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探讨及其与大陆法系的比较,只能立足于对罪刑法定原则做实质主义的理解。在美国法律当中,罪刑法定原则与“合法性原则”以及“法治原则”并无严格区分,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联邦及各州宪法而非刑事立法中,其突出特点在于强调程序的价值及法律的时效性。在司法实践中,权威性的判例还确立了“不明确无效”、“避免给予执法者过份的裁量权”、“严格解释规则”等颇具操作性的具体规则。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考察,出于法律传统及法律观念的原因,罪刑法定原则在美国法律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思辨

＂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一直是法学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和法律存在必然的联系,因而主张＂恶法非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系认为道德和法律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主张＂恶法亦法＂。从表面来看,两种学说的对立达到了极致。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深入分析,两者并不矛盾,甚至存在理论的契合性。真正的良善之法,不仅要符合道德的要求而内容良善,而且要具备法律的外在形式。在现代文明的法治国家,出现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的两难情形时,应当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衡平个案争议。同时,对不合理的法律适时修、改、废,使其成为真正的良善之法。     

对重建亲属法伦理的几点认识

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是制定和执行各种各样配套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们民族的法伦理。亲属法伦理＂爱有差等＂及义务本位性,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法治精神相冲突,亲属法伦理重视亲情、讲求人性与人本、人道的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对亲属法伦理改造和继承.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这是我们实现最高层次的法律秩序—法治的必然选择。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三个缺陷

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诸多定义普遍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涵盖不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宜界定为：受民事诉讼法调整而在任何两个参与民事诉讼的主体之间形成的、以诉讼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这里的主体除通说认可的外,还应包括审判委员会、法官、检察官、旁听人,再修订《民事诉讼法》后审判委员会不应再包括进去。二是＂诉讼参与人＂和＂诉讼参加人＂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区别不当,导致概念之间容易含混不清,这未引起足够重视。三是其他诉讼参与人同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称为争讼法律关系并不妥当,宜称为助诉法律关系。     

“隐藏的法律”理论——解决司法判决确定性和正确性紧张关系的路径

由于立法者理性的有限性,由于语言表达的有限性,由于法律赖以成长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不能够涵摄将要发生的所有法律事实。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是＂显露＂的法律,当显露的法律出现不能够适用于法律事实的漏洞时,实证主义求助于＂自由裁量权＂是不可取的,而应该适用＂隐藏＂的法律。＂隐藏的法律＂来源于人类的＂类比思维＂,通过这种思维机器的加工,人类＂有限的语言＂能够表达＂无限的意思＂,因为通过类比思维＂机器＂的转换,＂有限的语言＂可以符合规则地、具有效力地、随机应变地转换成＂无限的语言＂,＂隐藏的法律＂通过类比思维机器的转换显露出来,变成可适用的法律,以填补法律漏洞和实现个案正义。     

论高等教育法律救济

“无救济的权利是无保障的权利”。高等教育法律救济具有体现民主和标志法治的功能,文章论述了高等教育法律救济的特征和意义,指出了高等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依法保护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法学思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关键与核心是让权力在法治的阳光之下运行,也就是让权力运行在法律理念、“良法”、权威与公正的司法以及公民的法律监督之下。     

行政执法协商的滥用及其防范

行政执法协商作为一种柔性的执法方式,有效地弥补了强制性执法的不足,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积极影响的同时,存在着协商交易、假意协商、违法协商等滥用的风险。目前,行政执法协商这一新型执法方式还处在一个摸索前进的阶段。因而,只有进一步从执法裁量权、协商执法程序、执法人员素质、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才能使执法协商真正发挥出营造和谐执法秩序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