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与公司研发投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代理理论出发,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研发数据,对公司控股股东特征与公司研发投资之间的相关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呈"N"型关系,而控股股东性质不同,其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影响也不同,对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强度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的股权性质依次为:私有产权控股、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     

私有收益与控制权转移模型分析

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和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制度背景出发,以博弈模型分析了股权结构、私有收益与控制权转移的关系,证明了初始股东可以以较低的持股比例保留控制权,获取私有收益,并在经营绩效下降时通过转移控制权获取新控股股东的部分私有收益;潜在的控股股东即使入主后不能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可以通过协议转让形式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公司控制权,以获取私有收益。本文还对我国的股权结构从私有收益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股权制衡与公司投资——一个委托代理模型

在过去10年里,人们逐渐关注存在多个大股东的制衡型股权结构对公司行为和价值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来刻画监督股东如何通过合约的设计来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比例选择和投资行为.本文发现存在控股比例上限,而当信息不对称时,控股股东的最优持股比取决于控股股东的努力的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之比,资本的边际产出则较低,而监督股东的监督成本则与控股股东的私人收益有关.     

不同产权性质下股权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行为一直是资本结构研究领域中颇受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我国主要存在的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两种制度,在对股权结构与公司非效率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我国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正相关,但在两类公司存在差异;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负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为显著;经营者持股比例与非效率投资呈不显著负相关,但在民营上市公司相对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在两类公司中均与非效率投资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导致了非效率投资现象,在民营上市公司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表现为投资过度.总之,股权结构是影响投资行为以及造成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非效率投资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种股东结构下BOT项目收益的比较

BOT项目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影响到项目的收益,本文将BOT项目公司的股东结构划分为两类,一类包括纯投资者和专业公司;另一类全是纯投资者。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对两种不同股东结构下的项目公司收益和股东收益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项目公司的股东包括专业公司的情形优于全是纯投资者的情形。在前一类的股东结构下,专业公司在建设或运营项目时会有更高的努力水平,且项目公司及其股东都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社会效益也得到提高。最后,给出了项目发起人让专业公司参股的最优比例。     

公司接管中基于控制权收益的控股股东行为分析

关于公司接管动因的研究文献表明,控制权的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是大股东出现的主要动力;在市场制度缺陷较大和法律对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单位成本降低,控制权收益发生率提高;结果导致追求股东收益最大化的并购行为被扭曲,低效率的并购频繁发生。因此,规范和制衡控股股东行为应从市场制度缺陷入手,从相应的法律制度规则设立入手。     

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特征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公司控制权争夺、独立董事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倒U型关系;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管理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及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均与盈余管理程度不相关.据此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大股东控制和控制权私人利益研究

本文用控股股权和非控股股权转让的溢价差来估计我国控制权的私人利益,发现我国的控制权私人利益约为17%,负债率和转让比例对于控股股权转让溢价和非控股股权转让溢价有不同的影响,公司规模和股权转让溢价存在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的控制力、股权离散度和控股股权转让溢价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股权制衡度越低,控股股权转让溢价越高。没有发现高管持股比例对控股股权转让溢价存在影响的证据。     

公共压力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基于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3年CDP中国报告涉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公共压力对于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偏低,碳信息披露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节能减排目标与碳排放数据等关键披露内容存在缺失;(2)政府压力中的行业属性和股东压力中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社会压力中的媒体关注度和媒体倾向性能够显著促进自愿性碳信息披露水平;(3)控股股东性质与外资持股比例虽然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符号与预期相反,银行贷款率和机构持股者持股比例对自愿性碳信息披露的影响不显著。     

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因子分析法,本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科技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构建了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指标,研究不同终极控股股东特征环境中的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股权激励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权激励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强;而且,国有控股股东与企业家型的民营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与企业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相比,资本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对股权激励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剧作用更大。     

数字金融、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投入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数字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下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而且数字金融是部分通过影响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在民营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基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分析

从股东的监督成本和控制权私人收益出发,分析了股权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问题。研究认为,股权结构具有一定的流转性,在长期中多个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是最稳定的;基于企业控制权和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视角,认为多个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是有效的。     

股权与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科技企业面临较高的技术创新风险,良好的融资体系可以通过容忍并承担技术试错和商业探索的风险较好地支持技术创新。本文比较了股票市场股权融资与银行信贷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风险容忍度的差异,基于52个国家或地区跨国样本,采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股权和债权融资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融资具有更高的风险容忍度更能提升企业家风险偏好,因而股权融资比债权融资更有利于支持技术创新;发达国家成熟股票市场比发展中国家新兴股票市场更能促进技术创新;股权融资无论经济上行期还是下行期都能更好的支持技术创新。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从提高融资体系风险容忍度、降低股权融资约束、健全风险补偿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科技融资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并购融资影响下的企业研发——以真实和粉饰的经营业绩为结果的分析

以并购融资事件为起点,在统一框架下研究企业并购融资的后续影响及其研发活动、经营业绩、盈余管理的决定因素。从2006-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中筛选得到490家企业作为样本,综合运用OLS/GLS估计、GMM估计和PSM评估发现:相对于股权融资方式,采取债权融资方式并购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会减弱,引发经营业绩下滑和调高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且采取真实盈余管理比应计盈余管理更为常见并程度更深,特别是非高新技术企业或面临行业竞争程度较大的企业更容易引发程度较深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给出启示如下:具有研发需求的企业在为并购项目融资时应慎重选择融资方式,国内股权融资偏好现象将进一步加剧;非高新技术企业或面临行业竞争程度较大的企业,其股东、潜在投资者和其他相关人员需要特别关注并购债权融资事件,可通过经济增加值动量指标在有效发现盈余管理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惩戒,并促进企业寻求自我突破和改变。     

融资供给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研究

从融资供给的角度考察了债券融资供应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并利用2008～2010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采用债券融资的公司负债水平更高,说明债务融资供给扩大了债务融资需求;并且具有相对债券融资偏好,T检验结果显示结论显著成立;进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债务需求因素后,债券融资供给与公司长期负债率显著正相关。     

民营终极产权控制下企业融资行为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民营终极产权控制下企业的融资行为特点,然后探讨了民营终极产权控制下企业的短期债权融资偏好、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最后,基于产权改革的视角提出优化民营终极产权控制企业的融资行为对策。     

金融错配、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产出

本文基于金融市场中存在的金融错配现象为现实依据，利用2003-2015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在测算金融错配指数和外部融资依赖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方法，从政治关联的视角对上述命题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发现，金融错配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产出，特别是对含金量比较高的发明专利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通过进一步探讨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活动的调节机制发现，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影响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影响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建立良好的政企关系，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对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融资约束、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融资约束与税收激励2个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依赖于债务融资,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取决于股权融资;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税收激励效应有效缓解了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选择、融资决策与投资序列

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分税制后财政能力的逐级上移;国家对农村的历史欠帐;基层政府负债严重。建立"以公共财政(省以上财政)为主体的、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农村公共物品融资决策机制",主要包括公共财政供给框架下的融资方式、政府和私人联合供给融资方式、私人或非营利组织完全供给融资方式等。在投资序列的设计上,应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科研与推广等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