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清议传统略析

清议传统在中国古代形成较早,是民众向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从汉魏六朝至宋元明清时期,清议现象一直延续在社会政治和士人心目中,并对古代政治体制、士人风尚、民族文化等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与士大夫散文之变

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无疑会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只来源于诸如“党锢之祸”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实士大夫群体抨击时弊、品论人物的清议活动,也对传统的文化要素有所发掘和运用,并在其间衍生出一些新的文化形态。以士大夫散文为中心进行考察会发现,受汉末士人清议活动的影响,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群体倾向于以书面文辞来论政品人,这转变了传统章奏体政论文的创作方向,内容上抨击宦官之害和申救党人的文字增多,风格上具有了昂扬奔放的气势感。其二,人物品评风气的发展,催生出散文的新形态,识鉴人才的理论性著作和人物品评类散文开始产生,以郡书、家传、别传为主的杂传体散文也大量出现。     

清议视野下晚清报刊论政观念的本土化建构

晚清时期,在清议观念影响下,报刊论政观念也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与西方现代言论观念产生重要区别。中国传统清议相关思想资源被应用于阐述报刊论政问题,以强化办报论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现代报刊论政活动被类比为传统清议行为,在此视野下,报刊论政不再被强调为一种监督政治的现代民主实践,而被描述为契合中国文化语境和政治现实的传播行为。现代报刊言论观念因此被改变了其原质,由此阻滞了国人对现代报刊设施及其运行机理的准确理解。     

汉末襄阳名士清议

东汉末年,襄阳不仅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而且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波及于此,名士荟萃,品鉴人物,风流相尚,蔚成风气。汉末襄阳名士清议的盛行,既体现了荆襄地区的人文风貌,又与江东名士清议互相呼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楚文化的密切交融。     

曹魏时期“浮华交会”现象辨析

浮华交会现象渊源于汉末清议,为历代曹魏君主所打压却难以禁绝。其存续受汉末以来大族势力消长的影响,也与曹魏政治及其选举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儒家伦理观念抽象出的"名誉",既是人物评价和选举的标准,也是士人参与浮华交会的目的之一。可以说浮华交会是汉末以降于察举、征辟之外形成的另一条仕进之路,一条获取政治声誉的终南捷径。     

晚清清议向舆论演替的历史动因

晚清清议被现代舆论思想所替代的历史动因有：第一,清议从本质上属于在朝官员内部的政见竞争与利益角逐,这种政治性批评具有谏议的体制内色彩,最终代表的还是统治集团利益分配。第二,清议从属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以及专制皇权统治的政治体系之下,无法容纳与适用于新的来自于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权理论。第三,现代媒体扮演新的言说工具,扩充了传统的言说渠道与方式,使得皇权政治体制内的清议概念无法适应时代转型的需求。第四,科举制废除之后,儒学与王权结合的制度性渠道崩解,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精英转型,诉求的视野不再仅仅聚焦在君主身上,而是向社会传播扩散。     

东汉后期游学活动的特点和影响

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游学动机的变化、游学目的地的转移和师生关系的转变上。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游学活动促进了学术扩散,增强了各地区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其次,形成了崇尚名节的社会风气;最后,东汉后期的游学活动助长了“清议”之风,并深刻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文化。     

由士大夫到名士--从《世说新语》看汉末至魏晋士风的嬗变

汉末魏晋时期,时局动荡,士林风气发生巨变。士人在言语上由切近人事的清议转变为玄远旷达的清谈,在行为上由通脱变为放诞后又归于平和,在思想上由崇儒转为玄佛《。世说新语》见证了汉末魏晋士人由士大夫蜕变为名士的历史过程,展现出他们抑郁的精神状态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制度与思想互动视角下的汉末清议

汉末清议作为一场士大夫群体的集体行动,最适合用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理论进行解读。根据卡兰德曼斯的集体行动理论,汉末清议始于不满,但不满转化为抗议行动还需要信心和能力。这种信心和能力来自于士大夫群体松散的组织,3万余太学生的支持,门生、故吏、家族的支持。同时,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也获得了来自社会其他人员的支持,甚至对手的尊重。这导致他们对道义的更加坚守,对自己群体的积极认同。同时,参与人数众多也使他们获得了成功的信心,他们相信皇帝不敢与天下士大夫为敌。     

《清议报》与中国的民权思想启蒙

《清议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份先进刊物.它公开以宣传"民权"为宗旨,对君权、封建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封建专制政权对人的压抑、束缚和不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觉醒和反抗之心,对中国的民权思想启蒙起到了促进作用.     

试论《学校》对清议和乡约的继承与转化

以往学者们对黄宗羲《学校》进行研究时,往往忽视其所凭借的传统资源。实际上,黄宗羲一方面继承了“清议”的民主精神,另一方面改造了“乡约”模式,将二者融合在学校之中,重新认识了学校职能,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初步具有现代民主政治色泽的“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议政思想。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价值观的嬗变

本文旨在通过对《世说新语》的分析,从汉末魏晋时期士人言语、行为来探讨其人生价值观念的变化历程:在言语上,从清议到清谈;在行为上,由高雅脱俗、不滞于物向狂诞不羁,进而再转向平和;在人生价值观念上,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颓废出世。     

论戊戌政变后围绕《清议报》的中日交涉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流亡日本。张之洞代表清政府,希望日本驱逐康、梁,查封梁启超所创办的《清议报》。日本政府认为,张之洞是日本在华不可多得的合作者,不能对他的请求全然不顾。但维新派也是中国境内一支有影响力的联日力量,且他们的思想主张和政治遭遇在日本国内得到了诸多支持和同情。最终,日本既满足了张之洞的部分请求,也让维新派部分骨干继续在日活动。张之洞以查封《清议报》为目的的外交努力终以失败而告终。     

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

陈寿《益部耆旧传》,是在东汉以来形成的“清议”之风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撰写而成的.陈寿不满意前人所作,故有这部“经远”之作.他出身士族,又职居中正,虽厌恶“清议”弊俗,却不可能完全否定“清议”本身的作用.此书大约亡于唐代,但影响颇大,其佚文散见于唐宋类书及注书征引,有待搜辑.由于陈寿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故《益部耆旧传》之作,既含有他的爱憎理想,也体现了他的史德和文学才能,如果结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后汉书》等书进行研究,《益部耆旧传》在我国史学尤其是方志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则更清楚了.     

试论《清议报》的国民性改造宣传

国民性改造是一个沉重而又深远意义的话题。《清议报》从批判奴隶根性、灌输国家思想等几方面进行了国民性改造宣传。它为中国国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苗本事及汉魏之际吏风的转变

东汉建安年间寿春令时苗去任留犊的史事,首见于三国魏人鱼豢所撰《魏略·清介传》。史家独取“清介”二语表而出之,以为类传之名,可从汉季曹魏以“清”为美之社会政治风尚中获得说明。此间,政治文化经由标举“清流”、“党锢”、“清议”而逐渐发生了流转,其中“清介”之吏及相关吏风的出现显示了这种演变的一个方面。所谓“清介”,同后汉的“清流”、“党锢”、“清议”,甚至《史记》、两《汉书》所表彰的循吏吏风已殊多不同。“清介”吏风的显于当世,多少携带着曹操个人风格影响的痕迹。     

汝颍名士论争的深层蕴含

东汉末年发生了汝南、颍川名士间的一系列论争，该地区独有的地域优势、繁盛的文化格局、显赫的世家名族是产生学术思想交锋的根源。名士孔融介入汝颍论争，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汉末士人利益共同体的结成以及士人们为争名求胜而相互褒贬的流弊。孔融盛赞汝南名士而贬低颍川名士另有鲜为人知的原因：借抑制曹操身边的颍川谋士发泄他对曹操政权的不满。     

以现代言语实践激活文言教学——新课程背景下中学文言教学出路之理性思考

目前的中学文言文教学仍然在两个极端跳跃,要么“死于章句”,要么“废于清议”。“死抠章句”、“一味清议”也正是形成中学文言教学一直以来高耗低效态势的原因。     

论孔孟儒学中的士人品格

＂士＂或士人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泛称,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和发展者孟子就是新兴士阶层的典型代表。该文以《论语》和《孟子》中有关＂士＂的论述为依据,阐述了孔孟儒学中的士人品格。孔孟认为＂士＂是道的承担者,修身以出仕弘道是新兴士阶层最基本的特征。     

补白：冯自由名字的由来

《革命逸史》的著者冯自由原名懋龙,其父冯镜如与康有为有旧,但冯懋龙在日本留学时,对康有为等保皇派十分厌恶。当时,保皇派办有《清议报》,康有为对该报干涉极多,尤其不准出现“自由”二字,麦盂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