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

本文对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二者法治理念的异同之处予以梳理、阐释,并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进一步剖析东、西方法治观念不同走向的产生缘由。认为是独特的地缘环境、农耕经济、宗法制度、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国古代法哲学与西方法哲学迥异的民族特色。     

亚里士多德与韩非法律思想之比较

文章立足亚里士多德和韩非所处的时代背景,从法律的目的与作用、法的概念,法律的变革、人治与法治等方面较为系统地比较了两者的法律思想体系,并阐释了他们法律思想的异同及其实际影响的差异。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及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比较

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制约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韩非子》中尚未出现完整的法治思想,但已出现＂以法治国＂思想。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既有近似又有差异。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我国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博学多闻,知识丰富,眼光犀利,对人情世故观察之细微深刻是惊人的。韩非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荀子的性恶论。在韩非看来,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感情,只有各自的利益,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各谋其利的集合体。基于对人性和社会的这种深刻洞察,他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论。这对当时正在发展起来的地主阶级政权和君主专制制度是求之不得的统治秘诀,难怪秦王政对它如此欣羡和赞叹不已了。在韩非法、术、势君主专制理论的体系中,法占重     

韩非“法治”思想评析

韩非,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各国的变法历史经验,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深刻把握韩非法治思想之精神要义,能为我国法制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先秦法家之法治思想与亚里士多德之法治思想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与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底蕴的,但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法治思想上的典范.他们的法治思想代表着他们当时对法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的认识,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西方诸国的法治实践.在此笔者主要对他们法治产生的原因、作用、目的等几个主要方面来进行比较分析,明晰它们之间的异同,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法治思想.     

韩非“法治”思想刍议

依据马克思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视角观照韩非的“法治”思想。认为：韩非的法就其实质而言,只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是君主权力的派生物,超越了法的阶级性;就其内容而论,没有反映战国时期经济关系的要求,等等。     

古代法治思想的现代诠释--以韩非法治思想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百家争鸣,尤其以儒、道、法最为世人称道,而法家思想则最终帮助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了秦帝国。在宣扬“依法治国”的今天,传统法家思想继续被当下的学者研究,可见其对当代法制的借鉴意义。而韩非的法家思想则对当今的中国法治建设环节中的立法、宣扬法律和执法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论韩非重绩效轻价值的法治思想

法家思想家侧重效率,韩非的法治思想则使绩效管理理论化与技术化有机统一起来.韩非的法治思想变贵族政治为君主集权,并且通过法、术、势的综合运用使权力集中得到技术上的保障,这为国家的有效运行提供法制保障.但是韩非的法治思想则忽视了对民众价值观的培育,导致国家治理从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道德价值的基础.韩非的无为法治思想的价值在于意...     

继承与拓新:韩非论德治与法治--兼与先秦儒家、道家比较

文章将德分为八个子目，即仁、义、礼、智、忠、孝、廉、信，通过分别比较韩非同儒家、道家对法与它们的关系的探讨，认为韩非只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德治”，而对德的子概念用法加以约束，凡有悖于法的都加以批判，有利于法的都加以吸收拓展。这种对德治的审慎的做法，其实是对儒家、道家德治思想的继承与拓新，与当今社会主张德冶与法治相辅相成的观念暗合。     

彪炳古今的韩非定律

远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 ,韩非子就迳直去研究客观世界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韩非子的逻辑思想宝库里还显露出当代逻辑的不用逻辑量词然而却分析到多元关系和项 (个体变元、个体常项 )的语义的研究和语构的研究的端倪。韩非子关于项逻辑的研究比德国数理逻辑家弗雷格的谓词逻辑早两千多年。韩非定律彪炳古今     

析罗尔斯自由的法治观

罗尔斯认为，自由是制度所规定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的总和，所以法治和自由是相互联系的，不能将法律看为争夺权益而制定的产物，而应将它看作是试图实现正义原则而规定的最好方针，具有道德的功能，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构起来的。概言之，自由的法治观是罗尔斯法治观的主要特点。     

析韩非矛盾律和亚里士多德矛盾律的同异

韩非在中国逻辑史上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之说”,并从客观事物的矛盾中巧妙地概括出矛盾律思想,提出了自相矛盾的问题。他的矛盾律不仅存在于客观事物中,思维领域中也存在。而亚里士多德的矛盾律只是对人的思维过程中的某种规律和必然性的断定,因此它们之间有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史上的创新，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治与法治思想的继承。德治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是历史上治国立法的指导思想。     

荀韩思想理论矛盾分歧浅谈

战国晚期,韩非的思想理论已在秦国付诸实践,而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对关于“势治”、“权谋”、“以力兼人”还是“以德兼人”以及如何评价舜继尧位和汤、武诛桀、纣而灭夏、商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同韩非显然是针锋相对的。     

浅谈“法治”与“德治”

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是我党治国方略的新发展。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特有的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二者在内容上相互渗透，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在实施效果上相互促进，都是保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两大保障。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的不同影响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思想巨匠,而二者对人性观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促使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而促使中西方法治发展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以孔子与亚氏的不同人性观为起点,进一步分析两位先哲不同的法治观及由此对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产生的不同影响,可明晰中西方法治发展之异的思想根基。     

再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兼论法治社会中人的能动作用

法治与人治是内涵相互对立的概念,要实施“依法治国”,实现法治社会,就必须实行法治、排除人治;法治不等于法,人治也不等同于人。法治并不排斥人的作用,而要积极地发挥人在实现法治社会中的能动作用。     

论"法治浙江"的法治环境评价体系——以湖州市法治环境评价为个案

建设“法治浙江”首先要对浙江的法治现状有个全面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的思路。因此,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首要的问题。在建立评价体系过程中,应主要结合我国现行法治系统运行机制将浙江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公民法治意识等五个方面的层次结构。并引入层次分析法,尽可能排除法治环境评价中的主观因素,建立判断矩阵,结合问卷调查、座谈会,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各影响因素的分值,最终得出评价结果。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法治环境评价体系,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使“法治浙江”的建设更具科学性。     

契约理念与法治政府的构建

西方契约文化中蕴含的平等、独立、自由、人权、诚信等一系列人文精神,正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需求。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构建法治政府的实践中,应当融入契约理念,使之成为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自觉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和民众的双向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法治政府的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