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冰室诗话》之"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刍议

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作为“诗界革命”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古典诗歌解体和现代新诗产生的近代化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饮冰室诗话》提出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思想是由《夏威夷游记》倡导的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兼长的“三长说”主张发展而来,对“诗界革命”的后期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对其重要意义尚未充分认识,文章联系“诗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对“新意境”和“旧风格”的内涵以及二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具体探析,以揭示这一重要诗学思想的独特价值。     

浅议梁启超对“文学革命”的发轫作用

戊戌变法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开端。梁启超不但在政治上独领风骚,同时他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了文学革新的纲领和目标,为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熔铸新理念开辟新天地--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 ,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 ,启动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 ,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 ,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熔铸新理念 开辟新天地－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的贡献

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诗话》、《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以其对“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启动了中国写作理论的现代转型，而且以其《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部讲授作文法之好书，为当时以及后人提供了提高写作能力的钥匙。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     

论"新粤讴"

“新粤讴”涵指近代以来延用招子庸“粤讴”体式的一切创作,是粤讴的“变雅之声”。结合时代的地域的等因素,透析了“新粤讴”蕴含的史实物质、启蒙特质、平民特质和地方特质,并揭示其艺术特征。     

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与文学形式现代变革

在清末的文学改良思潮中,中国文学萌发了“现代”的观念。其中,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等一系列主张,使文学不仅在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在文体上也逐渐偏离原来的轨道,向着世界性的现代化方向发展。梁启超的文学界革命,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起到先导作用。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上)

在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于 1 896年前后创作“新学之诗”和 1 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之前 ,黄遵宪以“我手写我口”为代表的诗歌变革理论及其“别创诗界”的“新派诗”,在一直与京城隔离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了二三十年 ,成为诗界革命的最初源头。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 ,嘉应诗人都占了半壁河山 ,可以断言 ,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嘉应诗人走在诗国“变法”的前列 ,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揭示出嘉应和岭南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本文上篇论述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描述不正确 ,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 ,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黄遵宪的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 ,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 ,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刍议

本文通过对“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作出了较大贡献”和“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戏剧改良’和‘群众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指出梁启超“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的偏颇；得出了“应该招梁启超放到中国近代文学史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的结论。     

诗界革命:忧患之歌"五四"先声

文学史上将“诗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截然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是不合理的。近代的“文学革命”是与资产阶级革命一起酝酿发展的，“诗界革命”实质上还不具备真正“革命”的意义。但我们必须看到，从黄遵宪“别创新诗之论”到梁启超“诗界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诗歌体式变革的序幕，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为新文学运动奏响了序曲。它是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来之前的准备和实验，从而使得“诗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上下贯通的一体。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新解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对这首诗,历来有几种解释。 梁启超认为,“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者是也。”①梁启超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和同志,又亲身参与戊戌变法,他的解释最有权威性,流传至今,解释《狱中题壁》的文字,大多遵从此说。     

蒋智由与诗界革命

晚清的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于戊戌前后发起的文学改革运动,文学史研究者对这一运动都很重视,但只限于概括的论述,对每一个参加者的具体研究却很不够。笔者曾先后写过《梁启超与诗界革命》和《黄遵宪与诗界革命》,本文想简要评述一下另一个主要参加者蒋智由与诗界革命的关系。     

以维新派为主体的多元作者构成(九)——《新小说》杂志的作者队伍研究

通过对《新小说》杂志作者阵容进行分项研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新小说》融文学主张、政治小说和娱乐性的杂记和杂歌谣于一体;它是当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阵地;主要依靠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来建设;它突破岭南地域的局限,广纳江浙区域以及其他区域的知识分子。《新小说》充分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的整体脉动。     

论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形成

斗转星移,自李侃1963年发表《梁启超史学思想试论》一文,建国后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三十年,总有四、五十篇文章,却尚未有人对其戊戌变法时期的史学、史学思想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如胡逢祥《梁启超史学理论体系新探》甚至认为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在“史学上缺乏独立的见解”,“完全为康有为所     

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革命”在梁启超文学及政治道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之作,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呈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恰恰成为梁启超种种革命理念的现代寓言及未来想象。在他的理念预设框架内,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文章检视了梁启超展开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关注梁启超如何在小说的“将来完成式”中调动起对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如何构成其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关注《新中国未来记》所指涉的“未来”,并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考量该小说的启示义。     

黄遵宪、梁启超诗歌改革理论异同论

晚清时期,共同倡导了“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梁启超都曾提出过诗歌改革的主张。这些主张往往被笼统地混为一体,予以引述。在诗歌必须变革的根本目标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变革的具体道路上,二人却同中有异。辨析并区别二者同异,对更深刻细致地认识维新派诗歌理论,探索近代诗歌发展规律不无意义。一黄遵宪是维新派人土中要求改革诗歌的第一人。他回忆早年经历时曾说:“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别创诗界”,说明他很早就不满意于当时因袭腐朽的诗风,立志要进行新的开拓。此后,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把诗歌改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八六八年,他的《杂感》一诗从否定复古陋习入手,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强调诗歌的现实性。     

略论梁启超与近代白话文学

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着开风气之先的推手角色。在为白话文开启新局、推行白话文方面,梁启超无疑是先锋。梁氏诗界、文界、小说界“三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充实了白话文学的内涵,创立了新的文学表达形式。梁氏的思想和著述启发后学孕育了新文化运动的新种子。     

舒信道其人其诗误入唐考

孙望《全唐诗补逸》卷十七无考类辑有舒信道诗一首,题为《甘蔗诗》,附有小注云:“舒信道,无考,诗一首。(全唐诗无舒信道诗)”。按,孙望原诗辑自《渊鉴类函·果部·甘蔗六》,补逸误作“甘蔗五”,书系清圣祖命张英等所纂,实不足为据。考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四《果部·甘蔗·赋咏祖》,录有舒信道咏甘蔗诗,唯“还”作“仙”,“当垆”作“垆边”,“让”作“酝”,“祖”作“袒”,文字与孙先生辑诗稍异。同书前集卷一《花部·梅花·赋咏祖》有舒信道“短笛楼头三弄夜,前村雪里一枝春”句,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五:“李定、舒亶,也知其为凶狡亡赖而不     

论龚自珍梁启超对南社诗歌的影响

龚自珍和梁启超都是近代以来思想界和文学界引领潮流的人物, 南社诗歌就曾经深受龚、梁二人的熏陶。大致上说, 龚自珍对南社诗歌的内容风格影响较大, 而梁启超对南社文学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南社社友对“新民”思想以及“诗界革命”运动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