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研发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9年～2011年年报披露研发支出数据的213家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因子分析法,实证检验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研发支出就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越会增加企业的研发支出;低成长性企业更注重增加企业的研发支出,高成长性的企业反而不愿意增加研发支出;企业债务约束越强,研发支出越多。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通过选取2014—2019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将企业创新活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相结合。研究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研发投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该效果在当期无法发挥,在滞后期促进作用显现,且可以持续三期;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两者的关系为"倒N型",当股权激励强度处于[1.863%,7.295%]时,激励效果最好,且该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和持续性。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公司创新绩效有滞后的促进作用,且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期为创业板上市公司有效进行创新活动和实施股权激励提供理论依据。     

股权激励促进了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运用泊松计数模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倍差法（DID）等方法,结果发现： 公司引入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股权激励制度能有效降低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不一致,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相比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的促进程度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大.因此,推行公司内部股权激励计划,有助于充分调动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股权集中度、CEO激励与企业研发战略——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采用2005～2008年82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CEO的基本薪酬、股权报酬和两职合一对企业研发战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CEO的股权报酬和两职合一程度与企业研发战略显著正相关,CEO的基本薪酬与企业的研发战略无关,而且股权集中度是股权报酬、两职合一与研发战略两者关系的调节变量。发现股权集中度也会影响负债水平、盈利情况与研发战略两者之间的关系。     

战略导向对我国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一个高科技行业-非高科技行业企业的比较

顾客导向与技术导向对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一直是战略和营销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但迄今为止的研究没有系统回答在不同类型行业(高科技和非高科技行业)中不同战略导向的影响有什么区别,从而不能为实践提供有效指导。本研究基于对全国501家企业产品创新活动的问卷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顾客导向和技术导向对我国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有显著的影响;(2)在高科技行业,我国企业的顾客导向要显著高于技术导向,但技术导向与顾客导向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3)在非高科技行业,我国企业的顾客导向也显著高于技术导向,但技术导向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要大于顾客导向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所得的发现及其启示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针对管理实践的建议。     

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分析

采用2006年至2010年的深沪60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专利授权量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量化指标,研究高管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高管层股权激励与专利的授权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管层拥有股权激励的比例越大,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其中制造业公司的创新能力强于非制造业公司;不同股权激励的类型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对高管层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公司技术创新能力优于实施高管层股票期权激励的公司。     

我国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现状分析——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收集截止2011年8月25日前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已经公布的股权激励草案和调整方案,在此基础上分析高科技企业股权激励的实施现状(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大部分属于高科技企业)。发现我国高科技企业实行股权激励的主要问题有,激励方式单一,行权价格制定不合理,股市波动削弱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作用,激励计划实为福利计划,并提出管理建议。     

基于联合投资下的创业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来自中国创业板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09—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联合投资下的创业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相对于单一投资,联合投资并不能提高企业绩效,投资年限和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并提出建议。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研究述评

我国真正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股权改革后国内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明显上升,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理论上对各种股权激励行为及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股权激励制度显得必要。采用规范的方法对股权激励及盈利能力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对国内外关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于股权激励的效应的研究还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不同的学者在研究问题时的政策环境、选择的样本、指标及分析方法等存在差异,导致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     

高科技企业股权集中度与绩效的关系——与传统企业的比较研究

对高科技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科技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同于传统企业,作为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密集的高科技企业,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公司绩效越低,而传统企业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影响研究

伯南科(Bernanke)1996年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近年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运用该理论和中国2002年至2007年第2季度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不同规模高科技企业的影响,研究证实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不对称现象,发现货币政策对高科技小企业投资和净值的影响比对高科技大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在制定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时需要考虑金融加速器的这种效应.     

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创业板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9—2014年在创业板上市的制造业相关数据,研究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PE)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PE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PE的参与可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PE的特征同样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外资背景、持股比例越大、持股时间越长以及联合投资的PE参与的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结论表明PE在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中有积极作用,建议政府加强对PE的监督与指导,鼓励更多的企业引入PE投资。     

高管背景特征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企业内部微观因素出发,实证检验高管背景特征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对投资者保护水平存在一定影响,且高管不同背景特征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具体来看,董事长对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影响大于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研究结论表明在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过程中,应重视内部微观因素作用的发挥,从高管的管理入手,提高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水平。     

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成长性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企业成长性理论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高科技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因素与行业成长性的内在联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找出了影响高科技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各影响因子,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得到了每个成长性影响因子对高科技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影响状况。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综合能力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2)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风险,抑制委托代理问题促进企业创新;(3)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实质性创新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策略性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在国有控股企业和社会责任非敏感行业企业中更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肯定了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对进一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可用冗余和过度投资——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

以我国2012～2016年间沪深两市A股企业为样本,分析了可用冗余与过度投资间的关系及其引发的经济后果,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在可用冗余与过度投资方面存在的作用。结果表明:可用冗余与过度投资正相关;过度投资是可用冗余负向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高管股权激励负向调节可用冗余与过度投资间的关系。     

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

选取2012—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高管持股和现金流量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持股与研发投资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企业自由现金流与研发投资正相关。因此,对企业高管进行适当的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投资,但持股比例需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会产生壕沟防守效应,保持充足的自由现金流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促进作用。     

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2008年的经验证据

以2002～2008年已披露R&D支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利用OLS的混合数据回归、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了股权结构及股权性质对企业R&D投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R&D投资额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关系,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能够对第一大股东的R&D投资决策起到有效的制衡作用,否定了不同性质的公司R&D投资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