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及其严重后果

二战后日美国家间战争赔偿经历了惩罚性的“拆迁赔偿”与象征性的“协议赔偿”两个阶段。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彻底根除日本的战争潜能，使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以“拆迁赔偿”的方式．强制日本把被指定的工业设备赔付给曾被日本占领和破坏的国家．重点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以遏制苏联对东亚的影响。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和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一改先前对日本打击的政策为利用和扶植日本，对日本的赔偿政策也转换为旧金山《对日和约》中规定的“协议赔偿”。美国对日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严重损害了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利益，使原来战胜国对战败国之间的惩罚性赔偿变为日本和索赔国之间对等的象征性协议赔偿，致使赔偿性质和赔偿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导致战后日本经济重新对外扩张、军国主义重新复活、拒不承认战争加害和战争责任、战争史观日益右翼化、亚太地区形势长期紧张等严重后果。     

“九·一八事变”的教训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小，得利最大的一次侵略行动。日本轻易占领东三省后，又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步步进逼，直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半壁河山沦陷，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因此，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认真反思“九·一八事变”的教训。     

“八·一五”有感

又到了“八·一五”,这是第五十个“八·一五”。五十年前我三十三岁,那时我是在上海的“海军保甲事务所”里听到天皇宣布终止战争广播的。那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上街头游行,分享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 战争的铁锁终于被斩断,我的内心沉浸着一种解放感。在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下,在我人生的三十三年里被剥夺了思     

事实·因果·对比——《五蠹》写作特色刍议

《五蠹》是韩非阐述自己政治思想观点的一篇力作。课文（节选）是全文开头部分,可看作一篇相对完整的政论文。全文不但思想观点突出,而且写作特色鲜明,主要有如下三点。一、运用多种事实,使论证充足有力本文的基本观点有个重要的中介概念——“事”,“世”（时代）与...     

不干涉政策·绥靖政策

“不干涉政策”——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美、英、法帝国主义者以“不干涉”或“中立”为名,纵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肆意进行侵略而他们从中取利的政策。例如九一八事变质,美国政府一方面宣称它“不承认”日本独占中国东北为“合法”,同时又宣称“美国絲毫无意干沙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之权利”,实际上它是以牺牲中国的东北来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华     

应该把它写上日本文学地图——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读后

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上,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华文学史地图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任何文学史都是文学史家以一种史观和见识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建构。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建构总会出现一些盲点或遗漏。王向远教授的大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读后,心里沉甸甸的,首先     

“八·一三”抗战是在何时爆发的

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集结部队,向驻守在闸北宝山路和八号桥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淞沪战争揭开序幕。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日淞沪战争正式发生在8月14日。一、“虹桥事件”——日本增兵上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北平、天津等华北地区,近卫文麿内阁批准日本军方提出“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的速战速决计划,日本悍然决定全面侵略中国。7月17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要用武力灭亡中国。8月7日,日本政府又召开四相会议,根据     

司马辽太郎与日本国家的形象：－以《这个国家的形象》为中心

司马辽太郎为了维护日本国家的形象，一方面对日本近代史中有关侵略战争的重大问题予以否认和淡化，另一方面尽量从历史中寻找闪光点，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正面描写，树立日本国家的美好形象。他的作品和观点在日本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司马史观”，成为自由主义史观的代名词。司马史观的流行，实质上是日本国家和社会政治思想右倾化的反映。     

平和·战争·转场

<正>这里不一样,我们认可“战争”,我们崇尚“和平”,我们因“战争”而“和平”,我们因“和平”而“战争”。欢迎来到九一班。九一班,可不是什么“就一般”。我们是老师在办公室里口口相传的优秀班集体,是入学考就极其突出的“精英”。不过,说起自己,我思来想去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混进来的,生活在“精英堆”里也太不容易了些。     

战争·人性·和平——论战争文学主题的文化蕴含与启蒙意义

战争是自有人类以来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战争文学是中外文学史上特殊的一页,在战争主题的言说上．“人性”、“和平”、“启蒙”,乃是战争文学的重要母题,以此为内核而构成的和平文化及其思想指向,亦是战争文学的价值蕴含与灵魂所在。故,战争文本承栽着“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而战争文学对于“人性”有着立体的透视与深度刻写,战争主题则内含着“和平”的诉求与“启蒙”的意义,文章以此为学术支撑,在世界战争文学的背案上,对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展开理性透视与学理分析,在全面论述战争文学价值的基础之上,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辨证关系,阐释了战争文学内蕴的启蒙意义。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篡改侵华历史的

日本四年一度的教科书审定,备受世人关注。今年3月以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声称将要求中国改善反日历史教育;日本传媒也发表评论,无端指责中国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然而,试问日本的历史教育改善了吗?不仅没有任何改善,而且变得愈来愈恶秽了。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审定通过的8个版本的初中用历史教科书中,那本由右翼势力支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简称编撰会)编写送审、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居然也在通过之列。日本的民间团体将《新历史教科书》称为“凶化书”(与“教科书”一词的日语发音相同),从其严重歪曲史实的内容来看,谓其“凶化”,恰如其分。因为《新历史教科书》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亚洲支配观、对他国优越感和本国中心史观,同时隐瞒加害亚洲受害国的史实,充满了受害者意识,还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大肆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肯定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俨然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且歌颂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的献身精神。尤其匪夷所思的是《新历史教科书》还一如既往地特别注重煽动对中国的仇恨,以至将这种仇视情绪一直追溯到古代,妄称中日历次战争责任均在中国。如此等等可见,其“凶化”程度的变本加厉。本刊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道,将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大肆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歪曲侵华历史等内容要点梳理如下,以备中学教师备课参考,同时警示世人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实质。     

文化浮躁

曾在媒体上读到一则文字,因是文摘,那题目也不知是否原文章标题,题目是《日本出版家问——出版物为什么要错呢》。说的是作者出访日本．当谈及我们中国目前对出版物编校质量规定,出版物的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的为合格品时,日本出版家对提出编校质量这样的问题甚感惊奇,他们除了对我们制定“差错率标准”不能理解外。还连连反问：“出版物为什么要错呢？”     

浅谈明朝倭寇问题

明朝时期,我国的江苏、浙江、福建及广东等各省沿海地区倭寇猖獗,祸害百姓．现史学界对明朝的倭寇问题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主流倭寇史观和“明朝倭寇不是日本人”的“新论”。     

评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战争史观

战后 55年来 ,日本右翼势力公然篡改历史 ,否定战争 ,美化侵略 ,拒绝反省 ,一再为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 ,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剖析了战后日本顽固坚持错误的战争史观的原因。     

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观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观，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观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观，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寡为突出特征的史观，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丹尼列夫斯基与斯宾格勒的文明形态论之比较

丹尼列夫斯基（Danilevsky）与斯宾格勒（Spengler）均为现代思想巨匠,前者曾以振聋发聩的《俄罗斯与欧洲》轰动俄罗斯,但却不为西方社会所知;后者则因洋洋大观的《西方的没落》饮誉西方学界。两者虽同为“文化形态史观”之代表人物,其思想观点大同小异,但命运迥然。因此,将两者加以比较,对于史学研究本身是大有裨益之事。     

试论中日教科书里的日本二战小说——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把握谈起

中日两国教科书里的日本二战小说在历史认识上所存在的偏差和作为教材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值得注意。在日本，它们对青年一代二战史观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中国别导致对日本二战小说的误读，影响了从历史层面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总体把握。     

《战争·战略·军队》的国际关系视角

在《战争》作者看来,进入工业时代后,争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实力范围以及反殖、反霸成为战争的历史使命。“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海外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投资场所所致。而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所以没有爆发战争是因为工业化国家对海外商品市场、     

陆奥宗光与“陆奥外交”

陆奥宗光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在其外交大臣任内施展外交手段,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故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被称为“陆奥外交”。“陆奥外交”决不是非侵略性质的“和平外交”,而是预谋战争的“开战外交”。它执行的是一种“傍强”的外交路线,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做靠山,远交近攻。“二战”以后,日本对其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从未进行认真的反省,有一些人认为日本战败乃是背离“明治遗产”、即“陆奥外交”指导的结果,力图将日本外交又拉回到“陆奥外交”的“傍强”路线上来,值得世人关注和警惕。     

试论唯物史观与“新史观”的关系

综观近年的历史课程改革和高考历史命题改革,我们很容易发现如下的事实：在历史观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一方面从上至下无不强调唯物史观对改革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又陆续引入并日渐广泛地运用了现代化史观、整体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生态（环境）史观等“新史观”。于是,唯物史观与这些“新史观”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便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作出明确的回答。不过要说明的是,这是所说的“新史观”,仅仅是对走出封闭状态不久的我国历史教学界而言,实际上,以上“新史观”在国外已形成并运用了一定甚至很长的时间。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就把文明史观的起点追溯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风俗论》（1756）。他还列出了文明史的一系列代表作及其发表时间：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1829—1832）、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1922）、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34）、韦伯的《作为文化社会学的文化史》（1935）等。由此可知,文明史观的形成和运用已有很长的时间了．只不过我国历史教学界近年才接触和运用,故将其视为“新史观”。其他几种“新史观”的形成晚于文明史观,但至少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