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赋比兴——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体会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又说:“赋也可以用”。什么是赋比兴?早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问世之时,赋、比、兴的概念就出现了,并同风,雅、颂并称为诗之六义。从汉代郑玄等人注诗起,对诗之六义作过许多研究。孔颖达解《诗大序》时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     

《诗经》赋比兴新释

一、《诗》赋比兴旧说《周礼·春官·太师》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赋比兴虽然没有明确地同《诗经》联系在一起,却开始与风雅颂并称。春秋战围的古籍里,谈《诗》只有讲到风雅颂的,几乎没有人同时谈到赋比兴。就是在     

谈赋

赋,最早是诗体的一种。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铨赋》)这是说,赋是由《诗经》、《楚辞》发展而来的。《诗经》是赋的远源,情事杂沓,诗不能驾驭,所以作赋来铺陈。《楚辞》是赋的近源,它与赋的关系更为密切。     

论《诗经》的乐府特质

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西周建立的乐府体制助歌诗挣脱鬼神怀抱,造就最早的诗人群体,促成诗之文学蜕变。《诗经》乃乐府体制产物、乐府诗的本初形态,其文本定型于颁诗制度解体之时。“风雅颂”的体例折射西周宗法社会政治架构。《诗经》形式上诸多特征,皆可从乐府体制中究因。《诗经》开乐府诗体,树“诗人”风范。复杂奇特的乐府效应,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之独特面貌。     

_诗经_与孔子

《诗经》是西周到春秋中叶大约五、六百年间的乐歌总集,是我国古代文学遗产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诗经》有广阔深邃的思想内容,有生动凝炼的文学语言,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一向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在春秋时代并不叫经,一般称为“诗”或“诗三百”.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此后,就有所谓孔子删诗之说.经过史家们考证,此说不足信.但是,孔子大兴诗教,对《诗经》作过重要的评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这倒是确实的.本文主要试图从《诗经》的内容、风格、语言和作用等方面,对孔子评诗的利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古称“诗”有六义,曰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之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和《毛诗序》,那时的排列顺序是风、赋、比、兴、雅、颂,概指诗的内容.现代一般人认为,风雅颂是指诗的内容和音乐体例的区分,赋比兴是指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关于风雅颂,以宋人郑樵的解释较为通俗.他认为,风土之音曰风,朝庭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风是民间歌谣,多为人民大众所作,带有乡土气息.雅是宫庭音乐,是官办的正乐.颂是庙堂音乐.《诗经》共三百零五篇,其中风诗一百六十,来自十五个地区;雅诗一百零五,分大雅和小雅;颂诗四十,包括周颂     

《诗经》可能不止“风雅颂”

<正>说起“《诗经》六义”，我们就会想到“风雅颂赋比兴”。这个观念较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又总结归纳，在《毛诗正义》中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诗经》中植物比兴与水意象的密切关系及其几种表现

《诗经》中的植物兴象和植物意象较为常见，这些比兴不仅有一些超越伦理的艺术因素，而且与民俗风情及古人对某种植物的特殊理解有关，因此，正如历代大多数文论家所说，这些植物比兴与诗的内容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诗经》中不少植物比兴与水意象常常同时出现。从微观的角度看，植物比兴尤其是植物兴象与诗的内容关系正是通过它们与水意象不同程度地互相结合、互相影响而充分宴蜘．的．从而佴拼了诗中恩摁情感的表达．《诗终》中植物比与水意象的关系十分密切．     

刘勰继承和发展了赋比兴理论

赋、比、兴是我国先秦时期运用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它们在造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诠赋篇》和《比兴篇》里对于赋、比、兴进行了专题论述.本文就刘勰怎样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赋、比、兴理论,提出些粗浅的看法.一、赋、比、兴的渊源及魏晋前的发展概况赋、比、兴是前人归纳、总结《诗经》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上古时期,六经是太师讲学的主要教材.六经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太师指教师.《周礼·春官宗伯·大师》里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是从《诗经》里总结出来的诗的三种类型和三种手法.《周礼》亦称《周官》     

从《周易》中可辑出中国最古的哲理诗集

《周易》经文中包藏着中国最古的哲理诗。以《周易》卦、爻辞中可以辑出大量哲理诗来,足以编成一部诗集。《周易》一书三任:既是卜筮之书,又是哲学论著,也是哲理诗集。就诗体而言,《周易》哲理诗较近国风与小雅,但更为古朴,自有体式,与《古诗源》所辑某些古逸诗极为相类。就诗法而言,赋比兴齐备,尤其突出了超乎比兴的总体象征。以《周易》中辑出的哲理诗集,就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早于《诗经》,且为《楚辞》重要源头,对中国诗美学具有独特贡献。     

浅论以诗释《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对我国文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故而很多学者对其诗篇深究不已,对《诗经》的解释,一是以礼说《诗经》,一是以诗释《诗经》,这里谈谈以诗释《诗经》。以诗释《诗经》就是视《诗经》为文学作品,如同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它是既要谈其诗的思想性,又要感悟诗的艺术美。而与之相应的是以礼说《诗经》,即是用礼仪礼制解释《诗经》中相关的诗篇,用产生《诗经》的那个时代的礼仪制诠释《诗经》中含礼之诗,这对于诗的解释来说似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以诗释《诗经》似乎显得合乎规范和常理,解…     

《文选》李善注京都赋引诗考论——以卷一班固的《两都赋》李善注为例

《文选》李善注引诗文献来源有五种:《毛诗序》、《毛诗》、《韩诗》、汉诗(李陵诗)、《左传》所引《逸诗》。引诗中风、雅、颂均有涉及。引诗的作用分成五类:一是解释句子,二是解释词语,三是注出及解释典故,四是注明赋文引诗的出处,五是注出赋文中诗经词句的出处并连带引出毛苌的解释。引诗中出现的异文多是音同字异,对于意义影响不大。     

中国古典诗歌的象征艺术

中国古典诗歌的象征手法可以追溯到《诗经》的“比兴”。屈原的《桔颂》是我国最早的象征诗。朱自清把比兴寄托概括为以古比今、以仙比俗、以男女比君臣、以物比人等四个方面。此外,有的叙事诗也具有象征意义。解释这一文学现象,要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着眼。总之,讲究象征艺术,重视意象经营,本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那种对西方现代派象征诗歌和意象诗歌的盲目崇拜、认为它们完全是舶来品的观点是错误的。     

《诗经》诗体接受正变论

《诗经》的诗体以四言为正格,而以杂言为变格。《诗》体的正变对《诗经》之后的文学体裁发生深远的影响。《诗》体的四言正格在汉魏被改造成三言及不同于《诗经》的四言,并发展演变为五言、七言和辞赋等诗体。四言在《诗经》时代的正格角色,在其后的时代里,让位给五、七言,而成为变格。《诗》体的杂言变格,成为后来五言、词和其他杂言诗体的直接源头。词、曲在宋、元时代成为诗体正宗,而四言则厕身于庙堂。     

试论前人论比兴

比兴最早见于《周 礼·春官》,因而每当 人们论述比兴,必溯源 至此。然《周礼》除记 有“大师教六诗,曰 风、曰赋、曰比、曰兴、 曰雅、曰颂”外,对于 比兴,再也没有别的语 言。因而人们对于《周 礼》所说的比兴究为何 物,还是不得其解。而 后人所说的比兴,主要 来源于对孔子兴义的一 语半解和对《诗经》诗歌实际运用的分析。本文正是通过这二方面的论述,来重新讨论“比兴”的真实含义。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兼谈《诗经》的比兴合用

在传统的研究中,人们一般把《诗经》中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分成“赋”“比”“兴”三类,并把它们与《诗经》的三大组成部分“风”“雅”“颂”合称为《诗经》的“六义”。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简而言之,赋就是直陈其事,比就是打比方,兴就是托物起兴。     

《诗经》婚恋诗中的几种植物意象

文章着重介绍了《诗经》婚恋诗中的花意象、草意象和种子意象。它们与女性的关系密切,在诗中多起比兴作用。花是美人的象征,草是女性伦理道德的反映,种子是成熟的象征和生子的祝福。     

略论《诗经》的“赋”法

在《诗经》表现方法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比、兴”而轻“赋”。有关诗之“比兴”及其演进、发展的论述比比皆是,而认真研探“赋”法的文章,却寥若晨星。我以为,在《诗经》“赋、比、兴”三法中,“赋”法的运用更为普遍,其灵活多变、千姿百态和达到的艺术境界,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在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上,决不在“比、兴”之下。下面,试具体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简论赋、比、兴的发展源流及其影响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来源于《周易》.《周易》中的赋、比、兴具有以“比”为主,兴的数量较少,比赋合用,比兴合用,且形象性、艺术性、文学性还不够明显等特点,可以说《周易》是赋、比、兴的萌芽期.随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人们思维方式的日益成熟,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逐步得到发展并走向成熟,这也是后代文学史作重视《诗经》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原因.到了楚辞中,赋、比、兴走向融合,比兴呈现群体化、象征化,形成象征体系,达到繁荣.之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已经完全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对后世的诗词、文学批评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谈《诗经》中的比、兴、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比兴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形象思维的概念。比、兴、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历代学者都曾经进行过研究。《周礼》的《春官·大师》篇说:“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第一次提出丁比、兴、赋的概念。东汉的郑玄,梁、陈间的刘勰、钟嵘,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郑憔等人对比兴赋都作     

关于赋比兴的一点看法——兼与李琼仙同志商榷

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可见赋、比、兴,尤其是比、兴两法是形象思维和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法。因此弄清赋、比、兴的含意和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赋、比、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开始采用的重要表现手法,后来研究《诗经》的人将它概括出来,并作了各种解释。《周礼·春官·太师》有“六诗”之说,《毛诗大序》则称“六诗”为“六义”,这就是指《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此后,“六义”的称法一直为历代所沿用。但《周礼》和《毛诗传》对“六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