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物花鸟螺钿铜镜

我国照脸铜镜的发明是在商代.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圆形铜镜四件有大、中、小三种类型.镜背正中有拱形环钮,分别饰以叶脉纹、弦纹和长短线纹.形制较为原始,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镜.在商代以前还没有镜子,人们用“止水”照面,《庄子·德充符》有“人莫鉴于流水两鉴于止水”的记载.在古文字中,鉴字作“监”,象人用眼在水盂中照看,后来发明铜镜,加一个金字,作(金监)或作鉴.所以人们把铜镜也叫鉴.春秋、战国至汉代,是铜镜制造工艺提高的时期.唐代则是我国铜镜手工艺发展的时期.     

唐初禽兽葡萄纹铜镜

唐代铜镜制造工艺的发展,使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镜子装饰花纹摆脱了前代图案形式的规范,形成了一种富有现实主义生活气息的独特风格,在中国制镜工艺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当时常见的纹饰有:花草、蝴蝶、蜻蜒、葡萄以及各种禽兽,还有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为题材内容的。链子的形式,除圆、方形外,还出现了葵花形、菱形等。纹饰的处理,也发挥了金银平脱、镶嵌螺钿等工艺技术。当时最流行的铜镜有:禽兽葡萄纹铜镜、宝相花铜镜、双鸾衔绶铜镜等。其中禽兽葡萄纹铜镜,流行年代虽     

十堰地区馆藏铜镜的初步研究

我国古代青铜文化辉煌灿烂,铜镜铸行源远流长,笔者搜集了整个十堰地区从汉代到明代流行的30余件铜镜资料,以历史发展的顺序,分为五个大的时段,根据铜镜主纹的发展变化,综合分析整个十堰地区馆藏铜镜成果,并阐明本地区几个历史时期铜镜的类型、年代及特点,对本地区铜镜的制作工艺、时代特点、社会影响进行了探索。     

本院图书馆藏《般中宋盘》释

般中盘(见封里图版上),色黝黑,圆形,浅腹,附耳,圈足下附三兽首足。通耳高13.8厘米,盘径37.9厘米。腹饰蟠螭纹,圈足饰垂鳞纹,附耳内外饰两头兽纹。盘内底铸铭四行廿二字,其中重文二(见封里图版下)。     

固原博物馆馆藏精品简介一

西周铜鼎、铜簋 我区考古工作者1981年在固原县中河乡孔家庄林场发掘了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及车马坑,出土骨、玉、铜、陶等各类器物20余件,贝195枚,蚌500余枚。铜器中有车辖、车軎、銮钤、当卢、车轴饰、马镳、马衔等,其中铜鼎、铜簋尤为珍贵。铜鼎,沿外折,上腹饰带状饕餮纹一周,下腹微鼓,三柱足,柱足上部均饰饕餮纹。通高26、口径21.4、腹深11.6厘米。铜簋,敛口,鼓腹,腹部两侧附半环形兽首耳。折沿,颈部以云雷纹带为底纹,上饰带状兽纹一周,并铸有两个对称的兽头。圈足,耳下部与足间有一凹槽,约2厘米     

固原出土汉代铜镜简论

铜镜是青铜工艺的一种,是古代人们照面饰容的用具,在人们生活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的起源与人们的审美意识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古人有“以铜为镜可正衣冠”的格言。本文就固原地区出土的西汉、王莽、东汉时期的铜镜,按时代先后以及出土范围、种类、图案、纹饰、铭文等略作论述,供研究者参考。     

从铜镜装饰看中国古人法“天”崇“阳”思想

在我国古代,"天"作为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成为人们敬畏和祭祀的对象。在崇尚"天""地""日""月""星"的思想的影响下,铜镜的纹饰如七角星纹、叶脉纹、连弧纹、蟠螭纹、山字纹、四螭四乳纹、卍字纹等皆体现了古人法"天"崇"阳"的意识。     

谈鄂州铜镜的塑与铸

通过对鄂州馆藏铜镜背纹及其铭文的研究发现,鄂州镜的铸镜师们大都没有雕塑原始模的技能,而是由专门从事泥雕的工匠提供原始模,然后由铸镜工匠自己设置浇铸系统后翻制阴模,铜镜背面的铭文是铸镜师翻出阴模以后才刻上去的。在阴模上刻铭时刻反字,翻成阳模以后自然成为正字;制范只用阳模,当在阳模上翻出泥范后,泥范上的铭文与阴模上的铭文一样是反字,铸成铜镜后,反铭又被还原成正字了。但由于铸镜师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所以,造成一些铜镜铭文缺字短句、错定、反字及局部空白等现象的发生。     

孟津县发现之“老子西行”铜镜年代考

1984年3月,河南省孟津县文化馆征集到了一面据说是从该县朝阳乡张杨村出土的铜镜,其背纹被认为“主纹似为佛像”。该镜直径22厘米,圆形,半球形纽,双弦连珠纹纽座。背有39个铭文,按顺时针方向咏读为：“永元五年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吴胡伤里。”     

金文小品临摹札记(二)

正寻仲匜寻仲匜,春秋早期青铜礼器,1981年4月出土于山东省临朐县嵩山公社(今五井镇)泉头村,现藏临朐县文物博物馆。前有长流,后有卷尾龙形,外壁饰兽体卷曲纹,腹饰瓦纹。四足,卷尾兽形扁状足。寻仲匜内底铸铭文3行21字,其中重文3处,内容记寻仲为其次女作此陪嫁。     

东天山地区史前铜器艺术探微

东天山地区是内陆欧亚早期文化交流的前沿区域,史前铜器艺术遗存数量众多、品类丰富、面貌独特。本文着重探讨该地区史前考古所见铜镜、铜鍑、铜刀和铜饰的艺术风格、文化内涵和源流关系,以揭示该地区史前铜器艺术的独有审美特质及其在中国古代艺术史和内陆欧亚早期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寿县汉初蟠螭纹镜‘大乐’避刘长讳”说献疑——兼与李学勤先生商榷

李学勤教授在他的《古文字学初阶》一书的第六部分“金文的形形色色（下）”中,分析了铜镜的镜铭。其中提到安徽寿县出土的汉初蟠螭纹镜镜铭上面的“大乐”是对汉淮南厉王的避讳。此说法不符合淮南厉王的避讳通例,刘长的避讳用字是以“修”字代替“长”字,因此,“大乐”不是避刘长讳。     

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砚

砚圆形,直径19.5厘米,高10.4厘米,石色苍黑。砚盒制造精细,紫檀木质,盖顶雕牡丹花纹一周,中间镶嵌墨玉螭纹雕饰,周围有清代学者程瑶田的长跋《石鼓砚记》和孙效曾的题诗。石砚底部有清道光二十一年朱善旂跋语,这些题记和跋语都阐述了     

青花夔凤纹寿字抱月瓶

唇口,直颈,溜肩,颈腹间有如意形双耳,圆形扁腹,长椭圆糙地,瓶两侧有胎体接口。釉色白中稍闪青。口、耳、腹、足均为青花纹饰,腹部主题纹饰为夔凤纹和寿字纹。整器青花纹饰分四组：第一组,口沿及齐耳处饰回纹,另有两枝折枝宝相花纹;第二组是颈部的灵芝和肩部的勾莲如意云纹,此外如意形双耳满饰青花;第三组即主题纹饰,夔凤纹正中各饰一图案形“寿”字,此为乾隆朝常用装饰方法;第四组是外墙饰,为如意云头莲瓣纹。此器制作精良,十分雅致。     

广西出土汉代铜镜铭文类型学分析

在广西出土的铜镜中,汉代铜镜所占比重较大。从类型学上分析,汉代铜镜铭文的主题有祈福辟邪、相思毋忘、十二地支、材质介绍、宣传介绍、宗教信仰等几类。分析广西出土的汉代铜镜铭文,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的铜镜特点和汉代人的思想观念。     

比较考古学续笔(四篇)

不同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是考古学的一项重要方法。例如近期发表的鄂尔多斯出土的多圈直纹铜镜，与现藏瑞典的得于张北的镜相似，都与殷墟妇好墓的镜有密切关系，说明商文化和北方文化的关系。周至征集的铜人头像，同广汉三星堆的人头像类似，又不全同，是蜀文化传播的线索。鸟鲁木齐出土的铜鍑，类型同于俄罗斯南部以至中欧的鍑，可能与匈奴的迁徙有关。阿富汗席．巴尔甘发现的连弧纹铭文镜，属西汉晚期，更表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畅通。     

春秋战国铜镜对后世的影响

春秋战国铜镜数量多种类杂,该时期是我国铜镜历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春秋战国铜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时期的铜镜形状和结构奠定了以后铜镜的基础;铜镜组图以及各种花纹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铜镜的繁荣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对我国汉语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固原博物馆馆藏精品简介五——陶器

偏口彩陶壶 1980年固原县中河乡高坡村出土。高25、口径8、腹径27、底径10厘米。泥质红陶,胎质薄而细。口偏在一旁,卷沿,圆唇,与口相对的一侧有一把手,扁鼓腹,腹下部两侧布有对称的桥形耳。口沿至腹部施黑彩,颈部施两周锯齿纹,正面肩腹饰两个三角形网纹,左右两侧饰近似圆形的树叶图案,内饰柳叶纹,树叶图案两边有豆荚纹,后肩、腹部饰一大葫芦网纹。此器造型活泼,如同一只伸嘴翘尾的鸟。彩陶上的花纹,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以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豆荚、草叶等为基本素材,绘成各种质朴而富于变化的美丽活泼的图案,给人以清新的艺术感染,充分显示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理。它是原始先民们高度艺术创造才能的生动例证,是人类弥足珍贵的艺术遗产,是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中最富于代表性的实物。此器被《国家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收录。     

对镜

不论从远古时的水镜，古代的铜镜，还是到现在的玻璃镜，它们虽然成分不同，价值不同，但制造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让人类看清自己，认识自己。     

鄂尔多斯青铜牌饰鹰纹考析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北方民族早期创造出的艺术品,分布地域广,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近年来它的出土为我们探索研究北方民族的草原艺术文化提供了依据。鄂尔多斯青铜饰牌中的鹰纹在北方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此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