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词“窃”、“盗”、“偷”的历时替换

“窃”、“盗”、“偷”是表示“偷盗，盗窃”义的一组同义词，先秦口语一般用“窃”、“盗”，以“窃”为多；两汉时期“窃”、“盗”、“偷”三者同时使用，“盗”占优势；魏晋时期“偷”的使用超过其余两者，并沿用至今。“窃”、“盗”、“偷”的历时更替，反映了这组常用词的演变过程。     

湖北文风的流变与其发展重心的几次转移

以文风的流变为视角，从宏观上鸟瞰湖北古代文学，指出：先秦时期，湖北文学以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发展重心在荆州，其成就与中原双峰并峙；唐、宋时期，形成第二次高潮，现实主义作品为其主流，重心在襄樊；明代中叶以后，文风归于“性灵”，重心在黄冈；清代至“五四”运动前夕，湖北文学在各地区间均衡发展，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是其主旋律。     

湖北文风的流变与其发展重心的几次转移

以文风的流变为地角，从宏观上鸟瞰湖北古代文学，指出：先秦时期，湖北文学以浪漫主义为主要特征，发展重心在荆州，其成就与中原取峰并峙；唐、宋时期，形成第二次高潮，现实主义作品为其主流，重心在襄樊；明代中叶以后，文风归于“性灵”，重心在黄冈；清代至“五四”运动前夕，胡北文学在各地区间均衡发展，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是其主旋律。     

"趣"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前的衍化

“趣”作为古文论审美范畴前的衍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先秦两汉时期，“趣”主要作为动词和副词的词性出现，表现出非审美系统之义；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趣”在用于人物品评的同时，伸展到论文谈艺中，显示出了“趣”的多种审美涵义；三、唐代，以“趣”评诗论文较之以前虽不见大增，但个别诗论家从理论抽绎的高度将“趣”予以了升格。     

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和教育变革的历史分析

20世纪是中国化变迁和教育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化和教育大体经历了三次重心的转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主权主导期”的化教育范式，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化教育范式，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化教育范式，其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传统化；二是如何对待外来化；三是如何实现传统化，现实化和外来化的有效整合。     

人道主义视阈下的"新时期散文"——"新时期散文"(1976—1989)现象浅论

“新时期散文”是随着粉碎“四人帮”登上历史舞台的。它在第一阶段，以声讨奸佞、悼念英灵的历史契机中最大程度地写真相、诉真情，记录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感；在第二阶段，散文视角上明显出现“内转向”和“外转向”两种维度：表现在抒情类散文更加注重个人情感体验的表达和个人知识修养的传达；而长于叙事的报告文学更迅捷地捕捉到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成为知识分子主要的话语方式。     

试论建国以来的国共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共两党经历了军事政治对峙和开始走向第三次合作与和平统一阶段。前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单纯依靠武力和以武力为主，辅之以和平争取两个时期；国民党采取以军事为主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两个时期。后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国民党虽仍坚持与大陆对抗，并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也逐步提出一些放宽两岸交往限制的举措。     

浅议《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中关于"大跃进"时期文学的几个观点

目前，学术界对“大跃进”时期文学现象仍持比较模糊的观点；以文艺创作的相关规律为依据，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出发，较客观地分析了“大跃进”时期的文艺现象，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一书关于“大跃进”时期文学的几个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建国以来“文学概论”教材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文学概论》教材在建国以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这是在苏联模式下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是“文概”政治化的时期；二是70、80年代，这是停滞后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文概”确立审美论的时期；三是90年代至今，这是开拓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文概”的学科化阶段。“文学概论”在发展中除了简单化、政治化那些不足以外，还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个人创造少，多人合编多；二是教材内容的定性有一定的两难性；三是不关心或疏离了当前的文学实践。     

近代数学教育的历史研究

近代数学教育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十九世纪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是近代数学教育的萌牙时期；十九世纪后期到十十世纪中期，各国开始这教育改革，这个历史时期的数学教育研究叫做“数学教学理论的研究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以新的眼光去认识技术发展的需要和教育改革的关系。进入“数学教育学的时代”，出现数学教育学这门科学。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甘肃新闻事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甘肃新闻事业李文１９２６年６月到１０月，背叛孙中山的冯玉祥，完成了对甘肃党、政、军中共产党员的“清除”工作。以刘郁芬为代表的国民联军开始实施其对甘肃的黑暗统治。在实行“清党”反共，重建国民党省党部；强化政权组织；扩充军事实力；...     

现代写作学的勃兴（1980－2000年）

1980－2000年是现代写作学的蓬勃发展时期。其发展或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建构理论体系为中心的自觉－兴盛时期，其标志是：进入了自为的新阶段；有了“自家”的学术刊物和写作学理论的自觉。二是以整合理论为表征的综合－梳理时期。在此时期，大陆写作界加强与台、港、澳的联系、交流；以青年成为学科建设的生力军；写作学界提出了跨世纪的口号，明确了写作学的奋斗目标。     

“奔者不禁”不是“结婚旅游”

用“奔者不禁”的礼制和习俗来证明先秦时期“结婚旅游”的“广泛存在”和“蔚然成风”是站不住脚的，从社会背景看，“奔者不禁”不过是原始群婚习俗的残余，是一种代表着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礼俗；从字词的历史含义来看，先秦时期的“奔”只表明女子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其意义完全不等同于后世的“私奔”。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进步的妇女观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魏晋士人不仅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自我、自然和社会，也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妇女，对妇女的存在及其价值予以重新的认识和评价。体现在《世说新语》中，主要有三个方面：以阮籍为代表的“唯美”观；以阮咸、苟粲为代表的“唯情”观；对待寡妇问题上的同情和宽容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魏晋士人在妇女问题上的进步观念，不仅强化了魏晋时代的“解放”气息，同时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妇女觉醒的历程。     

论嵇康音乐艺术理论的美学意义

本文以现代美学作为审视角度，梳理与研究了嵇康的音乐艺术思想。论文认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集中地表现了魏晋时期音乐艺术美学思想，由传统儒家功利实用审美态度转向崇尚自然，注重个人内心情感体验，以及尊重音乐艺术自身特殊规律的审美倾向。本文共分四部分，即嵇康的艺术人生倾向；《声无哀乐论》与养生论；以“心”为乐之体，以“声”为乐之“用”；“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     

秦汉的四大兵种

“轻车”、“骑士”、“材官”、“楼船”是秦汉时期的四大兵种。“轻车”即率兵，“骑士”即骑兵，“材官”为步兵，“楼船”为水兵。由于车战已衰落，秦汉时期，车兵的数量越来越少，一般情况下与步兵合编。骑兵和水兵依靠马政和造船业的发展，数量也有限。因此，秦汉时期步兵为作战主力，人数也最多。当时的步兵又分轻装步兵、重装步兵和弓弯兵数种。从地域看，秦汉时期，骑兵多在北方陇西、金城、河东、上党一线；步兵和车兵主要布防于中原及巴蜀一带；水兵多出在江淮以南地区。西汉以后，官府致力于造船业，所建楼船高十余文，有三、四…     

伟大诗人杜甫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一生分六个时期：一、读书漫游时期；二、固守长安时期；三、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弃官时期；四、客蜀郡、居梓州时期；五、移居夔州时期；六、飘泊湖北湖南时期。无稹在杜甫墓志中高度评价了他在诗史上的地位，韩愈论诗歌则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世界近代史阶段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浅说

《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修订本教材，自１４、１５世纪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到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止。其“整体知识结构”体系可概括为：一个形态，两个时期，三条线索，四个阶段。“一个形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谓世界近代史，就是资本主义产生。确立，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两个时期”，是指世界近代史以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为标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前期，自由竞争为其主要特征；在后期，垄断是其基本特征。“三条线索”，是指构成世界近代史具体内容的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跨世纪之思考

回顾了７０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并总结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认为在共和国成立前的“认定时期”，初步孕育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雏型；建国后直至６０年代前期的“界定时期”，其研究才逐渐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新时期以来的“确定时期”，则取得了拓展性的实绩。在深切反思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和误区时，指出极“左”思潮以及封闭的思维模式、单一的研究视角和单调的研究方法，是应该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还前瞻了新世纪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前景，认为今后必须以全新的开放观念进行研究，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意普及工作，努力培养一批跨世纪研究人才，以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成就     

华夷观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曲折演变

魏晋时期呈现出极为森严的华夷观，江统的《徙戎论》可作为代表性言论。西晋为夷狄所灭后，其华夷观如何转变？按照传统华夷观，华夷双方要遵守“内诸夏而外夷狄”，然而进入十六国时，夷狄却在中原建朝立业而成为历史主角。他们虽困苦于传统华夷观，但为了既巩固统治基础，又赢得华夏支持，不得已尝试“变夷从夏”。其主要体现在寻找和华夏同源共祖；倡导并传播儒学思想；强调以“受命者”、“有德者”得天下；宣传以“仁爱者”治天下。华夷关系至此出现全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