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

司马迁是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他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和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他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到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他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     

郭绍虞赋论发微——兼论其对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开拓

郭绍虞论赋涉及赋体源流演变、诗赋关系、赋体文学性、赋的文学史地位等问题,具有民国学界不易得见的现代学术视野。总体特点为：在守持原有古典文学研究传统的同时,将进化史观引入赋体源流演变的研究中,使赋体批评部分地被纳入现代学理轨道;用现代语言学关照赋体,对该文体之独特文学性做出时代性论断;率先肯定了赋的文学史地位。郭绍虞论赋能守正探新,且发论客观,并由此促成了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初步建构,深刻影响了民国以降近一个世纪的赋体文学研究。     

解释学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

伽达默尔之所以用游戏、象征、节日、语言来界定艺术,是本体论美学的语言游戏论对认识论美学的形式的主观合目的论的批判,实质上是要消解所谓人类中心论和主体性观念,以说明它们的非主体性和无目的性.主动性和受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本来就是辩证统一的,而且惟有它们的辩证统一才使社会实践达到了自由的高度,从而使整个社会实践(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带有了审美性质或审美因素,并且在精神生产中生成出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及其结晶--美和艺术.在建构中国特色当代文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新实践美学的文论,辩证地揭示美、审美和艺术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即自由,走向自由的个体和多维的主体性全面发展的人,以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自由实践论取代语言游戏论.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1949-2020年李贽文论研究综述

李贽的文论思想对同时代及后世的文学创作都有重要影响,尤其他的小说评点对清代小说评点理论影响至深.1949年以来,李贽文论研究分为发展期、繁荣期、多元融合期三个阶段.研究重点由"童心说"的阐释、《水浒传》评点、文艺美学思想扩展到李贽散文、戏剧、音乐理论,研究范式向文化诗学转移.到了 21世纪,研究范围和方法显现出多元化的...     

试论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

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论中国文论的三部曲——兼及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

"五四"以来,中国文论明显经历了"全盘西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的阶段,目前正走向"中西融合"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已做好了三项理论准备:"新理性主义"在价值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中西融合;"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突出了中西融合的任务和方式;"中国式文化诗学"是中西文艺理论融合之路通过上述二者实现创造性建构和超越的最终模式和必然归宿。揭示了这样的"三部曲",也就揭示中国文化诗学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以预测中国文论的未来。     

何良俊对六朝诗的接受

博学多才的明代文人何良俊,诗歌作品中对于六朝诗歌清丽婉约的风格情有独钟,在诗歌理论上也常有推崇六朝之语,这在于其推崇自然天成、情感真实的艺术风格,在于其情感论与复古论交织的复杂诗学思想,归根结底在于？其经世思想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哲学思想。故而对于何良俊推崇和接受六朝清丽婉约诗歌风格的研究可以作为研究何氏思想的一个切入点,有助于对于其思想的研究。     

论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

在文化的组成结构中,文论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某个民族形成的文化特征,与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着直接联系,因此,对某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行全方位的考虑,并掌握其文论的诗性特征,对于提高语言文字的会意性和形象性等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文学文化批评的再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回望与反思

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文化热 ,客观上打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对沉寂的局面。文学的文化批评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阈 ,但同时也相对地忽略了文本的细致分析等传统文学研究较为关注的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批评以深刻的回望与反省 ,而实现对文学的文化批评进行再批评 ,以期昭示科学研究之精神 ,开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考

文学史的叙述原则是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与历史理解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并体现出特定的文学修辞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史的主要叙述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史的叙述方法要努力贯彻主体性、关联性和审美性的原则。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写作可以采用以文学自身审美风貌的转移为基本依据、兼顾政治兴衰与朝代更替的历史分期方法,及以历史演进为时间线索、以文体演变为空间场景来展开文学作品审美阐释的写作体例。     

“中国文学批评史”应正名为“‘诗文评’史”

中国的诗文评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迥异于西方的文学批评,二者似是而非。中西很似,好像就是;但若仔细分析,则非也——从外在面貌到内在神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中国诗文评同西方类似学问或学科存在巨大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往我们在引入西方文学批评观念和术语上之所以出现某些负面结果,问题症结即在于:一些学者多看甚至只看中西文论之同或通(可通约)的方面,即似的方面;而少看甚至不看其异或隔(不可通约)的方面,即非的方面。而后者则是关键和要害所在。不同民族的人文学科正是依仗着相互之间的异、隔和非,即自身固有的独特之点,而获得了在世界上生活的资格和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因为这异、隔和非,才使这多彩的世界文化(包括丰富多样派别林立的学术活动)在和而不同中相克、相融,互渗、互动,竞生、竞长,不断发展繁荣。我们不应再套用西方的学术名称和学科称谓硬是把文学批评加在我们古代文论的头上,郑重其事地还给它本来就有的一个称呼:诗文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应该叫做‘诗文评’史。     

文学批评史上的毛诗之学--兼论"言各有畛"意识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毛诗之学的主要贡献在经学 ,文学批评史对毛诗派的理论文献有自己的关注重心和解读立场。和先秦诗学相比 ,毛诗派诗学表现出明显的理论视野上的转换。由于毛诗派在转换理论视野时 ,对前在的知识缺乏自觉的批判意识 ,理论品格带有混沌驳杂的性质。但毛诗派正是以其理论的混沌驳杂性 ,在中国文学观念净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陈涉之启汉高”的独特作用     

新世纪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格局、问题意识及方法范式

新世纪以来,文学史理论研究出现了转型性质的变化,产生了一批新术语和新观念,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形态的文学史研究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新格局。问题意识的转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是形成这种格局的基本前提。当下全球化的进程为多元民族文学在交流与融会中逐渐凸显文学理论所具有的一般共性与地方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也为差异互见的中西理论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前提,全球化语境是影响当前及今后文学理论发展和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理论研究中,要注重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意识,凸显中国文学自身的精神特质,培养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建构具有民族特质的文学史哲学的理论体系。     

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论略

文学史的书写有较长的历史,但对之系统关注的时间却不长。文学史的书写离不开文学史观的指导,有意识地运用某种史观指导文学史编写是其发展成熟的表现。我国古代文学史观的特殊性导致了长期内文学史成为历史书写的附属品,其循环论的特征也不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变革与突破。     

编年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往往以某种史观为主导,选择和汰除历史对象,建构出清晰流畅的文学史叙事。但是,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客观、真实、可信品质日益受到怀疑。编年史体例不凸显史学主体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同时,编年史体例注重辑录史料,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但是,传统的编年史琐碎散乱,缺乏历史叙事必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需要吸纳众长,重建现代版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范式。     

略论明清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观

明清时期,作为文学的两大种类,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功能日益为人们所看重。然而,由于文学教育观之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作家的创作目的明显不同;小说、戏剧评论者的创作评价也大相径庭,旨趣迥异。对此,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以作出科学的评价。     

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与继续推进史学研究的思考

中国的历史科学近年来呈现出繁荣景象。中国古代史是我国历史学基础最雄厚、大家辈出、成绩显著的一个领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十分活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也已有了相当的规模。而世界史研究的进展也有目共睹 ,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有了不少成果。研究的方法更加多样 ,跨学科的研究引人注目。一支人数众多、学术上各有所长的中青年史学队伍正在迅速成长 ,中外史学的交流越来越活跃 ,史学普及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和政府对史学研究的支持加大了力度。继续推进史学研究必须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二是培育优良、健康的学风     

“五维度总体性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

"五维度总体性理论"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哲学框架与文学史哲学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是为了对人类社会文化史与文学史进行总体性分析与把握,立足于特定的"理想类型方法"而提出来的。"五维度总体性理论"的基本问题即是对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揭示与阐释,并通过相关的历史分期来把握人类社会文化的总体性特质及其流变。在"五维度总体性理论"中,原始时代、古典时代、近代、现代与后现代是依次相序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线性序列,于其中存有着复杂的相关社会文化形态、质素及其意向的斗争、更替、延留与创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理应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性特质之混杂性、复杂性与阶段性的观念,通过"近代性历史叙事框架"、"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与"后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及其整合进而达成特定的整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