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南京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异同

民国时期南京文学通过大学传承其文化保守主义理念,而"京派"则通过大学传播其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二者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导致了文学阵营的分化,都含有反政治文化内容,30年代主流政治文化成为民国南京文化的主潮,而北京自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主要方式则是创办刊物,发表言论,二者共同形成民国城市文学的多元面貌。     

从思想资源看京派文学中的“静穆”观念

朱光潜将"静穆"作为文艺的最高理想,主要接受了德国古典美学与现代心理学、美学两种思想学说。从这个思想资源的角度来看,京派文人是具有较为明显的共通性的。德国古典美学所推崇的古希腊文艺精神使京派文人重视文艺作品的表现问题,注重控驭激情、崇尚智慧,讲控驭而非压抑或弃绝,讲智慧而非理智或理性;现代心理学、美学亦引起京派文人共同的兴趣,使他们关注直觉、印象、潜意识等文艺心理因素,并形成了主要从心理学、美学角度探讨创作规律、领悟艺术真谛的共同趋向。因此,"静穆"可谓京派的一种重要的审美观念,它使京派文人表现出一种"同源共流"的历史特征,彰显了京派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京派文学的散文化与母语文学传统的新创化

京派同人拥有共同的文学理念,将汉语言母语文学的诗性本色视为己任,对母语文学进行了现代性创化或“新传统化”。散文是母语文学的正宗,也是现代文体中发展得最为从容和完备的一种。京派文学对母语文学现代性创化的重要表征是创作的“散文化”。京派文学“散文化”症候之一是小说,作家运用并发展了母语文学叙述语言的精练、含蓄和抒情功能。其中对情绪和炼句的考究、结构的片段性与叙述的空白化,都展示出其小说创作散文化的文本基色。症候之二是在理论性或批评性话语层面也呈现出散文化思维态势。京派批评家追求“寻美的批评”,以及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创造,在传承和开发母语文学资源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近似“美文”的、由感悟化思维所凝聚成的批评(理论)文体风范。     

90年代以来“京派”文学民族性研究述评

当今"全球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关于文学的民族性的研究就具有了深刻的意义。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主要从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两种文明的比较三个方面着眼,对"京派"文学民族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外省与学院：京派的文化身份与文学追求

20世纪30年代,在时代的政治旋涡和商业背景下,京派文学始终与＂喧哗与骚动＂保持着清醒的距离,这种疏离使京派作家保持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姿态。这些都与京派作家外省与学院的双重文化身份有着重要关联,正是这种特殊身份造就京派作家独特的文学追求,最终成就京派的超拔与经典。     

京派、海派与文学上的中间路线

本文认为，由于海派和京派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不同，因而他们的艺术追求也迥然各异。海派文学明显地带有商业化特色，京派文学则具有超政治的艺术情趣。而那些提倡自由文学的中间派在国共两党的激烈对抗中理想终成梦呓     

论京派文学图景中“北京形象”的生成

北京,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如何进入文学视野的,具备着什么样的功能,以及“北京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本文试图以此为务,重点从京派作家着手,来揭示这一复杂的生成过程,以长期寄居北京一隅的知识分子为例,去寻索北京记忆的点滴,勾勒她的文学轮廓,将之绘成一幅完整的图景,其间足以谛听知识分子的时代呻吟。     

文学的民国机制 国立青岛大学与后期京派文学观的形成

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30年代文坛上引入瞩目的京派与海派之争,这篇文章是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期间酝酿、构思而成。作为京、海之外的城市文化“第三极”,青岛在“京海论争”中的意义却未能在文学史上彰显出来。以国立青岛大学为中心,细致梳理沈从文与梁实秋等新月派同仁的文学理念及其异同,可以更准确地考察、分析后期京派文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其复杂构成,亦可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态产生更深入的认识、理解。     

遥听田园牧歌与都市狂想曲的变奏 --论京派与海派文学的现代性

京、海两派文学在对“五四”精神反叛的同时又或多或少的共显着“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社会现代性的投影。在30年代，以左翼文学为主潮的文学领域里，京、海两派体现出时自由、理性索尚的个性主义的文学道路的选择，同时共有对“人”的重视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时都市文明的体认和描述及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中，海派倾向于社会现代性，而京派则更倾向于审美现代性。就此，在对京派与海派文学现代性的分析中充分体现出了现代性在中国文学领域呈现的“共时态”的价值体系。     

审美视角下朱光潜与京派文学群体的歧异性

在审美视角下,朱光潜与其他京派作家在审美思想、审美眼光、审美批评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别。从审美思想看,具体表现为情趣主义和趣味主义的不同;从审美眼光看,是通达的眼光与"乡下人"眼光的不同;从审美批评方面看,是逻辑式批评与印象式批评的不同。从审美角度辨析和检视朱光潜与京派文学群体的歧异性,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朱光潜美学思想复杂性的深刻认知,而且可以夯实中国现代美学的细部研究及基础研究。这一歧异性更能够突显朱光潜重"情趣"的直觉论美学及"人生艺术化"美学主张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论朱光潜的京派文学评论及其美学意涵

朱光潜作为著名美学家,也曾对京派文学作品进行过评论。他通过对京派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的文学批评活动,总结京派“言近旨远”“静穆”“节制”“和谐”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理想。他将“美感的态度”“不即不离”的距离说、“物我交融”的移情说等美学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使其文学批评展现出系统性和全面性。朱光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学批评,不仅在京派文学批评家中独具特色,而且对推动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意义重大。     

论文学性与文学传统

只有文学性的存在得到确证,文学性理论才能走出相对主义迷误。以往本质主义的论证混淆了“文学”性与文学作品的共性,因而往往陷于困境。这里提出,文学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譬如森林与森林中树木之间关系,森林的特质不是森林中树木的共性,因此,文学性也不是具体文学作品的共性,而是文学整体的特质。由于文学整体具有稳定性,因此,文学性虽然不是实体性的存在,但也不完全由历史语境造成。文学性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与超历史的稳定性二者的张力之间。其具体存在方式可以用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理论予以说明: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文学性不是文学作品的同一性,而是某种统一性,因此,我们不可能以归纳思维或分析思维确切地把握它,而只能在文学的具体存在中意会。     

大冈升平的战争体验与文学创作

大冈升平在二战期间亲身经历了战争。战后,他根据自身的战争体验,创作了一系列的战争文学作品。他主要从微观的视角、受害者的视角和庶民的视角描写战争,揭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扭曲,而没有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     

北京市文学奖励机制的现状分析与前景思考

北京市文学奖的设立,对促进北京文学的发展、扩大其影响力以及提升北京的文化品格,都有重要意义。“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老舍文学奖”、“新世纪《北京文学》奖”是北京三大文学奖,获奖作品水平较高,有一定的影响,但调研表明它们存在公信力不足、宣传力度不够及奖项设置雷同的欠缺,希望引起各方注意并改进,以真正发挥北京文学奖的多重社会效益。     

论卞之琳在西南联大的文学翻译成就

卞之琳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翻译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和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思想和方法。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源于其翻译实践,同时又对其翻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事实上,卞之琳精美的译文处处体现着其翻译思想,同时也极好地证明了其翻译方法的可行性。     

抗战时期北平文坛的半殖民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殖民现代主义性质不仅在抗战以前的海派和京派文学以及抗战时期张爱玲的小说中广泛存在,也表现于抗战时期的北平文坛.除了中国人在正面和敌后战场的顽强抵抗使侵略者无法以彻底的文化殖民控制北平文坛之外,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的非官方京派文人也使半殖民现代主义在北平沦陷区得以继续存在.即使官方文人如周作人和沈启无等,也因其早已根深蒂固的半殖民现代主义文学立场而无法在文学层面跟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殖民节奏.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清华＂京派＂作家不断转向和进步,北大＂京派＂作家在艰难的坚守中走向妥协。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西印度群岛文学文化传统对奈保尔的影响

奈保尔是个有着双重移民复杂经历的作家,其多元文化背景导致的复杂文化身份对于其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奈保尔的出生地西印度群岛的文学文化传统赋予他文学创作的起点和立足之点,其作品也成为该传统的一部分。     

楚图南与艾思奇抗战文艺思想比较谈

楚图南与艾思奇同是云南籍的文化学者、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抗战文艺及其作用发表过不少重要言论和指导意见,具体体现在对文艺作为抗战力量的重视、对文艺形式的运用、对鲁迅及其精神的认识等方面。两人有着文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在思维视野、理性思辨能力以及党派性上的差异,更有近现代以来云南知识分子、文化人士所特有的朴素、务实和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无愧于近现代以来云南人的优秀代表。其抗战文艺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