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浮云》中男性视角下的爱情变迁

林芙美子在《浮云》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高度的评价。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林芙美子对男性形象的刻画。对于富冈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反映出富冈对爱情的看法乃至那个时代的男性的爱情观。可以说通过对富冈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本文拟从四个感情变化过程来分析男性人物形象的恋爱观及时代背景下造就的人生观。     

韦瑟罗老奶奶和菲尼克斯两位女性形象塑造之比较

韦瑟罗尔和菲尼克斯分别是美国南方女性作家凯瑟琳·安·波特与尤多拉·韦尔蒂的短篇佳作《被遗弃的韦瑟罗老奶奶》和《熟路》中的老年女性。该文旨在比较韦瑟罗尔和菲尼克斯两位人物形象,从她们的人生经历,精神品质和形象内涵方面发现异同,并从叙事话语,叙事视角,叙事空间以及叙事手段角度探讨波特和韦尔蒂在各自人物塑造过程中采用的方法及产生的效果,从而发现人物形象的共性和个性,作家创作手法的共通及特色。通过比较,深化读者对小说人物形象的认识同时充分感受波特和韦尔蒂相通又迥异的创作构思。     

文学作品人名翻译新探 ——由《海上花》译本人名翻译引起的探讨

人名翻译一直是文学翻译中的焦点和难点。目前,学界对文学作品中人名翻译的讨论多集中在翻译方法、策略等的描述上,而对于所选翻译方式背后原因的探讨仍阙如,对人名翻译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以《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为《海上花》)英译本为引,结合古典以及近现代文学作品中人名翻译策略,对文学作品中人名翻译体系以及原因进行探讨,以期对文学作品人名翻译体系构建抛砖引玉。     

《水浒传》赛珍珠英译本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解读

文章以沙博理和登特杨（男性译者）所译《水浒传》为对照本,结合译者赛珍珠（女性译者）的双语文化背景及女性身份两大要素,探讨不同性别的译者传译《水浒传》女性形象时的翻译策略与立场差异：沙博理和登特杨译本奉行与原作一致的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立场;赛译本却从女性角度出发,引导目标读者重新评价被封建意识形态烙上负面印记的女性人物,修正了《水浒传》原著中被歪曲的女性人物形象,构建了积极反叛的女性形象,使译本更加符合西方意识形态下人们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     

徜徉在语言的三度空间———论张爱玲译《海上花》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其独特的创作成就赢得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她在翻译方面的突出贡献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从雅各布森所定义的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两个层面来论析张爱玲对《海上花》的翻译, 可以管窥徜徉在语言三度空间的张爱玲不同寻常的翻译才华。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方言著作的翻译策略——以张爱玲译吴语代表作《海上花列传》为例

由于方言的特殊性和翻译的本质使然,方言著作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界尚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对于方言翻译的策略,主要分为三类:标准语翻译,通俗译法和方言对译。方言对译的局限性前人已有论证。该文选取吴语代表作《海上花列传》的英译为底本,以目的论为理论背景,指出张爱玲在翻译《海上花列传》时,常常在标准语翻译和通俗译法中合理选择,两种翻译策略相得益彰,对中国方言作品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红楼梦》的姓名文化与人名翻译

《红楼梦》中的姓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对刻画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命运、表达作品主题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分析《红楼梦》杨译本和霍译本的相关译文,考察人名翻译策略与姓名文化传递得失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霍译本对人名翻译采取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比杨译本单纯采用音译的人名翻译方式更有利于姓名文化的传递。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简·爱》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通过《简·爱》中译本的研究,探讨女性意识对于翻译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女性由于自身的生理因素和社会女性意识,使得女性在翻译时,更加注重对于女性角色形象和品质的塑造,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译者对于女性角色的理解和同情;在翻译策略上,比男性译者的创造性发挥程度更大;在翻译风格上,女性译者采用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因此,性别对于翻译存在一定影响,并且女性译者比男性拥有更为强烈和隐性的女性意识。     

浅谈古诗词翻译中人物形象的再塑造

人物诗是中国古诗词中一束绚丽的花朵，其重要特点通过塑造人物形象表达诗人思想、刻画现实生活。这些人物形象有血有肉，形态各异，翻译人物诗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再现其中的人物形象，将这些别具风味的形象介绍给译文读者，促进古代诗词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播。     

《海上花列传》的叙事艺术——与《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的比较

试图以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理论为参照,以《金瓶梅》、《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这些第一流的明清章回小说作为参考比较的对象,从叙事学角度探析《海上花列传》叙事艺术的特殊性。《海上花列传》对叙事结构的选择,显性层面上是对《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优秀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继承。隐性层面上,则反映出作者对海上花国这一主题的世界观层次的理解。     

《海上花列传》与狭邪小说的现代转型——兼与《花月痕》和《青楼梦》比较

《海上花列传》是“近真”型狭邪小说的开山之作.与《花月痕》和《贵楼梦》等“溢美”型狭邪小说相比,《海上花列传》突破传统,开启一种新的创作模式,在多个方面展现了时代和社会赋予小说的现代性特点.如,作者用一种历史与文化的眼光来审视海上青楼的庸俗之变,并将物欲横流的现实诉诸笔端;又如,《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刻画更丰满、更真实,每个人物都善恶并陈、妍媸俱现.这些都标志着狭邪小说创作的转型.     

徘徊在现代性门前——《海上花列传》文本意义研究

《海上花列传》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租界,以长三书寓为主要的书写对象,从花街柳巷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入手,以此来观照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输入后对上海产生的影响。作者韩邦庆尝试用传统的叙事方式来书写他对一个新兴都市的认知与记忆,《海上花列传》的文本意义由此获得了多重性：既体现出新兴都市中的现代性因素的萌芽,又完成了对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一次回归,同时凸显了传统文人在面对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冲击时的彷徨和犹疑。     

《海上花列传》研究综述

从对二十世纪以来《海上花列传》研究的论著与相关论文的梳理与归纳可知,学界对《海上花列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入的过程,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深层化,同时也有许多空间有待我们去开拓。     

翻译视阈中的张爱玲与《海上花》

一代才女张爱玲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其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赢得了人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她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却一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域。从翻译视阈来论析张爱玲与《海上花》,可以管窥其不同寻常的译者素养与翻译才华,为张爱玲全面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有益的补充。     

晚清狭邪小说承载的地域传统——以三部“梦”小说为中心

被视为晚清狭邪小说的《风月梦》《青楼梦》《海上繁华梦》,在文学价值上无法与《海上花列传》比肩,但如果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就能发现它们承载了共同的吴地地域传统,又贴上了扬州、苏州、上海各自的城市标签,已超越普通的狭邪小说,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     

语用预设视角下《海上花列传》英译本翻译策略探究

语用预设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在传递信息和言语理解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意义。语用预设在翻译活动中的借鉴价值尤为宝贵。本文以清末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例,归纳分析了英译本中涉及语用预设的翻译策略,探讨了将语用预设与翻译理论与实践交叉研究的意义。以期为翻译方法的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野。     

《海上花列传》英译本译文特征量化评价——基于语料库的视角

传统翻译批评呈现静态特征,无法从广度和深度上对译文质量进行客观评价.语料库翻译学的批评范式使得翻译评价呈现动态特征.在此翻译评价范式内对《海上花列传》英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词表、关键词、逻辑连接词、可读性等进行量化分析,并和FLOB和Frown语料库中的小说子语料库进行对比,从而对小说英译本的译文质量进行量化评价.     

再论《海上花列传》的风格及语言

在《海上花列传》的研究中，写实笔法和方言特点一直是被关注的焦点。但通常将其放入风格和语言两个范畴中分别进行讨论，较少对两者的内发性和关联性作探讨。本文从《海上奇书》杂志刊行背景介入，认为《海上花列传》产生于“书册经营”与报纸传播的矛盾与转化之中；它特有的表达方式并非是风格史与“方言文学”两个不同的问题，而是在个体阅读与“公共空间”之外．构建了一个新的“区域空间”。     

清末文人韩邦庆生平思想考评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是清末明初的落寞文人,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中西方文化相互涤荡、较量的背景下,他的内心是矛盾徬徨的。他批判传统试图颠覆传统,同时又无时无刻受着传统的约束,有时甚至是有意识地维护传统;他崇尚西方文化,希望学习西方文化以求富国强民,同时又处处以文化大国形象自居,排斥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