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体制问题研究

我国目前的刑法解释中,有权解释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这两种法定的解释构成我国刑法解释的二元体制。但由于对法律解释的定位富有本土特色,即法律解释权的二元分立,造成实际运用与法律定位的巨大反差,表现为现行的刑法解释体制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因此,重新定位法律解释,并建构科学有效的刑法解释体制将成为必要。     

浅析刑法解释主体

任何法律在法律适用中都面临着解释问题，而解释存在的前提是解释的主体。在我国，目前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机关很多，除有权解释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一些无权解释刑法的机关、部门和个人也纷纷参加到刑法的解释中。这种现状，与我国目前实施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相违背，也违背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初探我国刑法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结合

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是我国刑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二者主张立场不同,但二者之目的皆是为实现司法正义。本文从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的起源和立场出发,结合司法实务剖析二者优势与缺陷,提出二者结合的途径。     

对刑法解释的反思

刑法解释赋予刑法条文以生命。刑法学界对刑法解释的理解存在着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表现在刑法解释的主体、对象和视角等方面。在建设法治国的背景下,遵循刑法的基本理念,刑法解释是指解释者在刑法条文文句所能涵盖意义的限度内,阐明刑法条文的语言意义和内在真意。刑法解释也是对刑法立法合理性的检验,由此引导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对刑法修正和解释的思考

1997年的《刑法》颁布以来,已历经数次修正和解释。这些修正和解释,一方面完善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另一方面却也给整个刑法体系的稳定性和司法的平衡适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困扰,刑法也日益患上了“综合肥大症”。为此,应当找出我国刑法修正和解释过程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同时考虑对历次修正和解释作一次系统的整理,并在适当的时机考虑重启刑法的全面修订工作,以使我国刑法更好地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     

民间刑法及其在刑法解释中的应用

刑法不是一元的,除了国家刑法之外还存在着民间刑法。从＂活法＂观念中可以找到民间刑法的根基。民间刑法具有起源上的自发性、罪与非罪标准的伦理道德性、演变过程的潜移默化性、内容上的民族个性等特征。既然刑法是多元的,对国家刑法规范及其用语的解释应坚持多元刑法解释原理。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理解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     

论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与消解

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与消解是刑法完善重要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也是刑法法治理性实现的关键。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的冲突,是在价值理性、对象理性和方法理性这三个不同维度之上产生的。其冲突的形式主要包括抽象式、立法式的刑法解释模式与刑法条文明确性的冲突,刑法解释活化立法具有滞后性与刑法立法预见有限性的冲突,修正刑法立法规定的刑法解释与刑法立法的冲突。刑法解释与刑法修改理性冲突消解的进路,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法益保护原则,适用刑法解释适用优先规则、刑法解释必须用尽规则以及刑法解释权限指示规则。     

客观解释论对我国刑法解释的影响

刑法解释主要存在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折衷说三种争论。客观解释论要求在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过程中,要从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出发,努力实现法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文章就罪刑法定原则、个案中法官的能动作用与刑法实施中产生的问题三方面展开分析,未来中国刑法有权解释发展的趋势应当以客观解释为主。     

论刑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一种建立在商谈基础上的合乎情理的客观性,是相对的客观性;我们所追求的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其实就是刑法解释目标的客观性,而刑法解释过程本身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即解释者的主观偏见和刑法文本、刑事案件事实的"视域融合"的过程。刑法解释目标的客观性有赖于刑法文本、刑法解释方法、刑法解释程序以及刑事案件事实的客观性的保障。     

对我国刑法解释基本要素的探讨

与其他部门法相同,《刑法》自制定颁布施行起,便必然会出现"法有限,情无穷"的矛盾,存在法律漏洞和瑕疵的问题,于是就需要出台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来弥补。而大量刑法解释的出台,会导致在定罪和量刑中过于依赖司法解释,甚至有架空刑法之势。刑法解释自身也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协调——刑法解释权配置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离不开刑法的解释。目前,刑法解释主体的多样化带来了诸多矛盾：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存在失谐,司法解释内部存在冲突。本文在考察我国刑法解释权的现状,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解释权进行尝试性的重构,以期促进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协调,实现刑法解释权的合理配置有所助益。     

刑法文义解释方法的位阶及其运用

刑法文义解释在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具有严格的优先性。文义解释的规则包括普通含义解释规则、语法解释规则、语言解释规则、同一用语解释规则、普通含义与专业含义解释规则和制定时含义与适用时含义解释规则。文义解释在出现多个解释结论或出现矛盾的解释结论时,其他解释方法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刑法解释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二十多年的刑法解释实践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刑法解释实践，本应由刑法规定的犯罪问题和刑罚问题，却由司法解释替代了，刑法赖以支撑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解释中成为一纸空，刑法作为国家重要基本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受到严峻挑战。本就上述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建构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法理思考

规范的刑事判例体系，对于弥补成文法缺陷，限制司法机关权力，促进法制统一，满足公民预测可能性以及解释和理解刑事制定法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判例已经成为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应适应刑事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规范性的刑事判例体系。     

环境刑法司法解释评析

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是处理环境犯罪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环境刑法的司法解释却没有重视环境要素的生态功能,并且轻视环境犯罪的追诉程序构建和环境犯罪预防,在司法解释技术的运用上也过度倾向于采用司法克制主义。为了更加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充分发挥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功能,环境刑法司法解释必须强化环境刑法的生态保护功能,重视环境犯罪追诉程序设计和环境犯罪预防。进一步改进环境刑法司法解释技术,从而达到完善环境刑法司法解释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刑法司法解释主体问题辨析

刑法司法解释的应然主体不应为法官个人,而应为作为法官整体的最高审判组织。尽管法官解释刑法的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是大量的,但不能由此推导出法官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系统中的集权,即最高人民法院的＂垄断解释权＂是完全有必要的。解释法律的集权胜于分权,如果地方法院都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则统一适用法律就难以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具有刑法司法解释权也是完全必要的。     

宪法解释体制下的司法空间与界限

立足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方式解释宪法的社会基础和活动空间亦即其面临的现实动力和压力方面，还是解释的运作方式和实际表现亦即其个案和附带性质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宪法司法解释得以规范和奏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我国几个效力不同、功能各异和相对独立的宪法解释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宪法解释体制中符合司法的特性及其依附的政治体制架构。     

刑法解释确定性解决之道——价值判断之规制

价值判断是刑法解释的核心问题,价值判断的主体性导致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刑法中的价值判断由于其特殊性更加难以把握。但价值的客观性使刑法解释具有确定性,使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实现的可能。受现代刑法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特性的双重制约,刑法解释应持客观解释论,解释过程应从正义观念、法条文义的最大可能范围和国民预测可能性三个维度进行,最后借助于程序正当性解决通过前述三个维度仍无定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