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中国崛起”是21世纪初世界最显著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困难、影响等的认知和反应,将直接塑造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从而影响中国能否最终顺利崛起。     

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与中国崛起问题研究

处理好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崛起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必须调整并制定适宜中国崛起的外交战略。党的对外工作历来是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新世纪，党的对外工作在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服务．为我国崛起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服务。同时，在我们党与各国各类政党的交流与合作中，经济因素将日益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印度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推行的认同分析

中国以官方和学者两个不同的身份向世界详尽阐释了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即中国将和平的实现崛起,中国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而崛起。但是崛起的中国必然会冲击现有的国际体系和格局,因此,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种战略选择关乎崛起的成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印度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同更有说服力。     

试论亚太地区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

文章通过分析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东盟等四个主要亚太行为体分别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认为亚太地区对中国的崛起总体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没有国家选择制衡或者遏制中国,它们普遍的政策取向是在平衡防范中国崛起可能风险的同时,搭便车享受中国崛起的机遇.其主要因为与亚太各主要行为体自身的外交战略与区域合作理念、中国崛起本身对其切身利益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良性互动背景下美国选择对华以合作为主的路线密切相关.对此,中国应在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谋求和平发展与构筑和谐世界这"三和战略"的整体构思下,继续探索实现和平崛起的道路.     

中国精神:形塑中国模式,助推中国崛起

正中国崛起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不特在经济上是持续稳定不断发展,有着后发赶超进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独特意蕴,而且在政治上、文化上是一种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文明崛起,其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中国崛起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又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品质韵味,有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扎根传统面向未来的精神特质,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将中国与     

“和平”与“社会主义”：中国崛起的双重性质和目的

中国的崛起不仅引起了国内外对其国力和地位的争议,而且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性质和立场的猜疑。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方面要凸显崛起的和平性质,另一方面也应强调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彰扬和平与社会主义这一特性和手段的同时,更应强调中国崛起的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目的与价值。     

从文化视角解析中国的“崛起困境”

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面对中国的崛起,世界各国态度却褒贬不一。有些欢迎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的巨大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积极的贡献;但更多的国家却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疑虑甚至恐惧,对中国崛起的目的感到困惑。因此,文章试从文化视角解析中国如何摆脱目前的＂崛起困境＂,以实现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国际合作与中国和平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广泛的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的时代潮流,决定着大国的崛起方式;国际合作既是中国崛起的条件,又是崛起的中国不对外构成威胁的保证;中国崛起与西方大国崛起不属同时代的问题,不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将“和平崛起”的目标口号换成“和平发展”有得有失。     

把怎样的上海教育带进2020年上海教育系统广集众智合力攻关编制《规划》——现代化教育如何显现多样性和优质化

2020年会是什么样？无论是美国畅销书《大趋势》,还是世界权威机构分析,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指向中国。中国崛起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中国要真正崛起,科技和教育是重要的支撑力量。为此,中国正加紧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韬光养晦"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奏和根基

“和平崛起”和“韬光养晦”是一脉相承的外交体系,“韬光养晦”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奏和根基,和平崛起是“韬光养晦”基础上的厚积薄发,是对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发扬光大。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奠定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力基础,绘制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模式．构建了和平条件下中国崛起的外交框架。     

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形态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要有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为指导.近代中国现代化实践之所以一直在步履蹒跚中徘徊,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缺乏科学的现代化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之所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基本目标、宏观的方法论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规定,从而保证了中国现代化的有序进行.     

我国卷烟消费税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引导我国烟草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适应国际潮流是既关系财政大局，又关系国民健康的重大课题。今天，中国烟草业不但要遵守WTO的规则，还要面对世界卫生组织推动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带来的冲击。应对卷烟消费税进行调整，以达到减少卷烟消费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强我国烟草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WTO与中国商业银行监管法律构建

WTO的澎湃已荡漾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港湾，作为国民经济核心的中国商业银行业如何在WTO规则和国内银行法的框架内落实监管措施促进改革，为中国银行业真正融入国际金融奠定良好基础，无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商业银行法律建设的重点。与此同时，外资银行也亟待需要与WTO规则相协调的规范与保障；而对于中国商业银行内部监管的诸多法律措施亦在期盼早日诞生。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

回眸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历程，中华民族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无一不与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这80年的辉煌路程紧密相连，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探索中最富有成果的时代，可以说，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进步，是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现的。     

论我国大众英语的意义

英语在我国大众化符合世界语言的发展趋势。英语大众化，有助于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改善我国发展的软环境，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软实力。英语在我国的大众化程度，直接影响我国参与全球化服务产业竞争，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整体英语水平较低，英语大众化在我国最终发展成第二语言任重而道远。     

宗教的权力表述——中国宗教的公私形态及其秩序构成

中国宗教的社会形式，具有两个大的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结构的、合法形式，即本文提出的“公共宗教”层面；一个是私人形式，扩散的、非合法形式，即本文提出的“私人宗教”形式。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宗教的神圣理念，同时并存在这两个层面。这个宗教的公共形式，几乎囊括了历史上中国人所有的价值关怀与社会存在．涉及了中国社会之中真正具有秩序的符号、信念和宗教活动。这个制度形式的“公共宗教”，同时也包含了“私人宗教”形式及其一切活动和价值行动，表现出最为扩散的宗教形式。正是这种扩散的宗教形式，证明并构成了中国社会之中的权力秩序。所以，中国历史上“宗教形式”，实际上就是孕育着中国特征“秩序模式”的母体。     

“软实力”视野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中国“软实力”的视角,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软实力”的地位、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提高中国“软实力”意义、以提高中国“软实力”为目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途径等进行了探索。     

WTO下我国行政权整合构想

中国行政法如何适应“入世”要求，如何消除中国行政法治现状与WTO规则要求之间的张力，是行政法学界难以回避也没有必要回避的一个问题。整合行政法治建设与WTO规则将成为行政法理论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为此，本通过对行政权运作层面整合构想，力图从行政权运作模式的规则，行政权运作目的的服务效率转向以及行政权运作的透明度人手，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更好地适应“入世”做些探究。     

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前瞻——从2008年中国教育经济学年会暨首届教育经济学研究生学术论坛谈起

本文通过对中国教育经济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暨首届教育经济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的相关分析,从中管窥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教育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较为重视微观研究、方法上侧重实证研究、性质上倾向实践研究、研究队伍上层次不断提升,这些特征恰恰也蕴藏着其诸多不足与尚待完善的空间.笔者认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必须更加关注教育经济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更加重视探索教育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论、培育我国教育经济学派,以提高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长期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外部市场容量和外部占有率的分析框架

近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比重越来越大,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显著下降,同期我国出口也出现了下降。鉴于我国宏观经济逐年增大的出口依存度,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长期影响,并为我国近期吸引外资提供政策建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等许多经典理论以及已有的实证研究都说明了吸收直接投资对一国出口可能具有促进作用。在其基础上,一个改进的基于外部市场容量和外部占有率框架的出口决定实证模型表明,1985年至2008年我国吸收直接投资对出口确实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对我国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2-3年的时滞。政府应当充分重视近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对我国出口的消极作用,在注重其结构优化的前提下继续吸引外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