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江南民间书坊的勃兴及其社会意蕴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江南地区民间书坊蓬勃兴盛,其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书坊众多、刻书种类繁多,数量庞大;二是书坊出现的时间相对集中;三是江南地区替代福建建阳成为坊刻重心。民间书坊兴盛折射出士商关系的变化、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加快了明代图书出版从初期单纯赞辅政治的单一教化功能向中后期注重民众实用、休闲娱乐功能多元化的转变,为传播明代通俗文化、启蒙思想提供了平台。民间书坊及其出版活动成为影响明代社会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之一。     

南宋五帖创作时间新考北大核心CSSCI

通过考察谢谔《垂访帖》、张孝祥《关辙帖》、杨万里《清和帖》、王淮《上恩帖》、陈存《新秋帖》所载宋代制度,重新考证了五帖的创作时间。谢谔《垂访帖》当作于淳熙十五年三月。张孝祥《关辙帖》的投寄对象当是方滋,创作时间是方滋担任知建康府期间即乾道二年十月至乾道三年九月。杨万里《清和帖》作于淳熙十四年四月廿二日。王淮《上恩帖》作于乾道四年六月。陈存《新秋帖》作于度宗咸淳七年七月。     

《云仙散录》作伪小考

《云仙散录》是一部伪书,本文从作伪时间和作伪者两个方面进行初步考证。     

《游云谷诗卷》的前世今生——对古今几种有关朱熹伪帖的辨析

本文运用文献考察的方法,对从晚明到当代,先后出现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朱熹伪帖进行了辨析.提出有一个从“昼寒书卷”到“游云谷诗卷”的发展过程,其前世今生,一脉相承.而伪造古今名人的跋文,是这些伪帖的共同特点.剥去其伪装,这些原本企图用来“证实”的跋文,却成了“证伪”的铁证.     

明代藩府刻书概述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著作如林，雕椠兴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论文从背景、数量、质量和特征四个方面阐述了明代藩府刻书的状况。     

《忠义堂帖》与温州——兼论颜真卿《自书告身》真伪

传世颜真卿书法最早最完善的一部汇帖是《忠义堂帖》。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留元刚编刻,后二年(1217)巩嵘续刻而成。它对研究颜真卿书法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书法界所珍视。然此帖产生的前因后果与温州有着直接的关系,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故本文特就此作一论证,并就颜真卿《自书告身》真伪得出自己的结论:颜真卿《自书告身》是颜真卿真迹。     

韩国善帖运动对网络欺凌问题的应对与启示

网络欺凌问题是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一问题对青少年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网络社会生态环境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目前尚没有彻底解决网络欺凌的案例.韩国的善帖运动通过鼓励民间的参与、在全社会培育善意文化、推广网络礼仪等措施,动员民间的社会力量应对网络欺凌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本文通过在网络文化与网络生态环境的视野中,对韩国善帖运动是如何应对网络欺凌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研究,并阐述了这一运动对于网络欺凌问题解决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国家图书馆藏《兰亭八柱帖》之考析

国家图书馆藏有石柱整幅拓本和经折装初拓本及墨迹上石前双钩搨本三种不同摹刻形式的《兰亭八柱帖》。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弘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唐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明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六帧,加之命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本及乾隆御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诗》本八种,刻于八根石柱上,即《兰亭八柱帖》。柱石原在圆明园,现存中山公园。经对馆藏《兰亭八柱帖》三个版本比较,发现一些差异。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洪城幸氏族谱》所载柳宗元作《唐故开国子祭酒文贞公墓志铭》是伪作,可由避讳、认李绛为同年、文末署名、抄袭柳宗元韩愈文章中的词句四个方面证明其为伪作。此文是后人有意作伪。同时推测了作伪者可是幸姓后人。     

唐代公牍文“帖”研究

"帖"是唐代的一种下行公文,主要有堂帖、府帖、州帖、县帖等名目."堂帖"是宰相处分百司、号令四方的一种重要公文,大约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府帖"即折冲府下发的军帖,使用于府兵制实行之时;"州帖"、"县帖"则是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的一种文书,主要流行于唐后期.唐令规定,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帖与符相比,具有简便和随意的特点,因此往往成为符的一种替代,与符并行于世.     

伪序跋的制作及其鉴别

序跋是重要的文献类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存世古籍中有大量的伪序跋.序跋作伪是古籍文本和版本作伪的重要手段.文章讨论了古籍序跋作伪的原因、方法,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总结了对古籍伪序跋鉴别的方法.     

王铎《龟龙馆帖》考略

<龟龙馆帖>是明末清初河南著名书法家王铎的一部重要书法作品刻帖.本文从<明史>、<清史列传>等历史文献资料出发,考证了<龟龙馆帖>所收录的作品、传刻情况及其文献、艺术价值,填补了学术界对王铎书法研究的一些空白.     

书估作伪例析

古书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一切在市场上通常出现的现象也必然在书市上随之反映出来。书估利用古书作伪,这种恶习由来已久。他们为了牟利,利用刻印流传的古书造伪,或抽去重刊书序,或剜补改换,或伪钤藏书家印记,以巧取善价。这次编制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在对无锡市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普查过程中,碰到不少作伪的古书,给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今后整理古书,向历史科学研究者正确提供文献资料,现就自己在工作中所知所见的伪书,举例谈谈作伪的类型和各种手段。(1)增割牌记古书中刻印牌记,通常在书页的背面,也有在序跋后或凡例目录后。牌记是有关古书版刻的题记,它记载一部书何时、何地、何者所刻等出版事项,相当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古书在翻刻时常会保留原刻的牌记,不避翻刻时代的讳,而保     

洪武四年祁门县僧张宗寿户帖的发现及其价值

正为加强户口管理和赋役征调,明初朱元璋在全国推行户帖制度,"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a。其中发给住民的户帖,实为明初户帖制度的核心,是征调赋役的依据,因此非常重要。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明代户帖的介绍和研究尚嫌不足b,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保存下来的户帖资料极其有限。本文拟对新发现的一件祁门县僧户帖进行介绍和初步考察,以期对明代户帖以及相关制度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一户帖的流传与洪武四年祁门县僧张宗寿户帖的发现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颁布命令,在全国调查户口,正式推行户帖制度。然而,户帖制度实际上只实行了10余年。洪武十四年以后,黄册制度作为户籍和赋役的基本制度开始在全国实     

论明代苏州府藏书家的藏书风气和刻书风尚

明代苏州府藏书风气非常兴盛,且大部分藏书家同时又是刻书家,本文简述苏州藏书家藏书风气之兴盛和刻书盛况,并以家族的传习、师生的传承、朋友的熏染、姻娅之影响等途径,论述苏州藏书家的刻书风尚。     

雍正初年笔帖式考

笔帖式一职在清代尤为重要,担任笔帖式是旗人重要的入仕途径,而笔帖式的任用、数量与政治息息相关。本文从雍正初年皇帝下旨令各部院衙门保举笔帖式入手,在统计、分析各部院笔帖式数量的基础上,对雍正初年笔帖式设置与特点进行探讨。     

死校活校源流得失考(续)

(二) 明代的古书和新书的出版,在品种上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前代。其中确也出现了一些校刻俱佳的好版本。但从整体上看,编校者擅改古书和出版者为射利而忽视校雠的现象特别严重。一些人抛弃了死校多闻阙疑的好传统,把活校引向无知妄改、肆意更张的歧途。清代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大量明人妄改古书的例子。如把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檄》中的第一句“伪临朝武氏者”,妄改为“伪周武氏”。不知骆氏作此檄文时,武则天尚未称制改周。又如,把曹丕《短歌行》中“长吟永叹,思我圣考”的“圣考”,妄改为“圣老”。犹评赞曰:“圣老字奇”。不知考者亡父也,圣考者丕亡父操也。明代赵用贤校刻的《韩非子》,算是明版中有名的善本了。经顾炎武再     

明代建阳刻本广告刍议

明代是我国刻书事业的鼎盛时期,建阳作为著名的刻书中心,是当时全国刻书数量最多的地方。宋人祝穆,在《方舆胜览》一书中,曾将宋代建本书籍列为当地"土产",摆在建茶、建盏之前。无独有偶,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罗列当时天下著名的物产,也将明代建阳的书籍,与苏杭之币、扬州之姬、徐州的骡车、无锡的大米、温州的漆器等相提并论。明代建阳刻书业的兴盛,是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客观综合因素所产生的交合作用,也是宋元     

由吴嘉谟纂刻《孔圣家语图》谈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

吴嘉谟作为晚明科举士子中的一员，纂刻《孔圣家语图》不仅具有个人特殊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时代普适性，充分反映了晚明的社会文化风气。《家语图》初刻于万历十七年，后经吴氏增改，通行本方才付梓。在尊孔重儒、明黜异学的时代背景下，吴氏出于自觉的卫道精神及其欲借刻书以图仕进的私人因素，纂刻《家语图》便在情理之中，这对认识明代大量刊刻儒书的现象不无启发。《家语图》并非吴氏所标榜的“图按圣迹之遗，文仍王本之旧”，实乃吴氏拼凑而成，由此可窥探晚明刻书伪窃之风。是书刊成后，多有衍生本出现，并一直流行至今。一方面与世人轻信吴氏之言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具有一定的文献、艺术与商业价值。     

明清海南刻书藏书初探

海南的刻书藏书开始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海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文教事业的普及,推动了海南刻书、售书和藏书的兴盛.海南高温、高湿及飓风等气候,给藏书业发展造成了困难,但海南的官私藏书仍十分活跃,尤以明代丘溶石室藏书最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