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查处丢失职工档案违法行为的法理探讨

本文通过剖析北京市档案局近期查处的一起丢失职工档案的违法案件,对职工档案的国家所有权、丢失档案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的确定、查处档案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行使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考量等四个方面的法理问题进行了论述,以期促进档案行政执法尤其是档案行政处罚工作的深入开展。     

有感于“首图免费为市民存档案”

金梅在《北京档案》2005年第7期载文说，2005年6月1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一条新闻：“首图免费为市民存档案”。首都图书馆之所以推出这项服务，报上写明了是满足市民在保管个人资料方面的需求。仔细回想起来，这种需求早就曾摆在过档案工作者的面前，但我们没有“感觉”。     

试析电子文件存档所面临的挑战——基于档案的构成要素

当今的社会产生了大量的电子文件,它们本质上是属于档案的,它们的出现有一定的机遇,但无法逃避种种挑战,笔者试着从档案的构成要素这一视角来分析电子文件所面临的挑战.     

对丢失档案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判定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是提高社会档案意识和档案法制观念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由于档案违法行为发生隐蔽、危害后果显露滞后,当档案违     

“信息伦理学”的界定

信息伦理学首先是对人们在信息活动中进行善恶选择的系统性探究,它系统研究人类普遍的"善"是如何在信息活动中体现的,也就是说信息活动是否符合普遍的"善"或"应当"的要求,它研究信息活动主体在信息活动中如何认识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如何做出决择等问题;其次,信息伦理学以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为指向,界定或建构那些与信息活动实践相关的,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再次,信息伦理学必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信息活动中的道德危机和伦理困境等问题及形而上因素。     

王阳明对“理想人格”的界定及实践论

王阳明对"思想人格"的界定及实践论,均是他人生经历的真切写照。王阳明吸收了道家、儒家、佛家等对"理想人格"的思想主张,而且将孟子"性善论"作为其"心学"的逻辑基础,确立了"理想人格"之道。     

对“舆论监督报道”界定的思考

虽然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开始,“舆论监督”已经成为被中国共产党正式文件确认的概念,并按照“重大情况让人民知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在目后新闻媒体的实践中不断被强化。但是在研究《春城晚报》,一张把“强化舆论监督搜道”坚持了30年的市民报纸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发现．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如何在具体的版面中来确定哪些报道属于“舆论监督报道”,而这样的困惑直接来源于对“舆论监督报道”内涵的不确定。     

对“自媒体”的概念界定及思考

套用安德烈·巴赞对"完美电影"的漫想,媒介技术就是"一种幻想的现象"."人们的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是完备的"①.网络创始人Tim Berners-Lee从万物伊始就预想到了一个读写双行的信息网络,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网络锥形实际上仅仅是只读的(以及被动的写作),直到Winer和早期的博客先驱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推开了光明大门,不但让读写双行的愿望变成现实,而且推倒了技术的城墙,让一切变得简单之极.     

对涉及档案事务行政执法主体的再认识——关于档案行政执法的思考之二

并不是所有涉及档案事务的行政执法都是档案行政执法,并不是所有涉及档案事务的行政执法主体都是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是档案行政执法的唯一职权性或授权性行政执法主体,档案行政执法主体具有专属性.海关、“有关主管部门”与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涉及档案事务的行政执法主体是其他性质的行政执法主体,都不是档案行政执法主体.     

“幸福含义”的界定

据报道．最近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的“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为女大学生傍大款痛心疾首。她认为,受到一些“灰姑娘”嫁入豪门的电视剧影响．有相当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傍大款”的观念．“这是一种悲哀．我感到很痛心。”（《重庆晚报》）     

对“双重价值”的新认识

笔者聆听了美国档案学者对谢伦伯格“双重价值论”的阐释后，联想到国内档案界人士对这一学说的认识，产生一些想法，供大家思考。     

对“信用档案”三点模糊性认识的探讨

近年来，我国的档案学界对信用档案及信用档案工作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档案学研究人员和档案工作都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信用档案必定是档案工作新的工作领域和监管重点，然而各方对什么是“信用档案”还不是很清楚，因而各持己见。“信用档案”是档案工作进军社会诚信建设的突破口，也是档案学界对正在建设中的信用档案体系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石，     

对“备以查考性”的认识

“备以查考性”是颇有见地的观点。文献是否具有“备以查考性”不在于“已备”“未备”,而在于文献产生的初衷是“备日后之用”还是“当前就用”。     

对档案行政执法所依之“法”的再认识——关于档案行政执法的思考之一

档案行政执法所依之“法”:一是档案行政执法中必须遵守的公共法;二是档案专业法中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职责权限的法律规范和规范性法文件;三是非档案专业法中授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职责权限的涉及档案事务的法律规范.     

对“新闻”界定的反思——对王渝新“新闻”定义的商榷

近20年间，中国新闻界有过多次界定新闻的高潮。最近一次是在2003年。这一年，黄旦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一文，之后《现代传播》杂志第2期发表了王渝新的《对“新闻”界定的探析》一文。他们对新闻定义的研究，作为2003、2004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两个成果，被写进了《2003—2004年中国新闻学发展报告》。报告中对他们的定义作了这样的描沭。     

对新修订“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的初步认识

判断机关文件材料是否属于归档范围、确定归档文书档案的保管期限是整理工作的最早最基本的环节,也是国家档案资源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国家档案局从1999年开始启动对1987年国家档案局印发的《关于机关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机关文件材料归档和不归档的范围》三个业务文件的修订工作。经过7年反复慎重研究,终于以“国家档案局令”的形式发布《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并作为行政规章执行。“规定”是新时期机关档案工作的一项重要基础业务规范,对于各级机关文件材料的流向和档案的处置,合理配置各级国家档案馆的馆藏结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