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经运动":违背科学的主张,复古倒退的教育--对王财贵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的质疑

民国废止读经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王财贵是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试图颠覆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提出“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主张让儿童死记硬背“经典”。他的这些主张在理论方面是极为错误的。在实践方面是极其有害的。     

辛亥后尊孔读经思潮平议:以严复为中心

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秩序混乱,引发一些思想家对儒家伦理的思念,甚者如严复竟提出尊孔读经的主张.尊孔读经对社会秩序的恢复固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一社会思潮又引发了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和张勋的帝制复辟.如何看待辛亥后尊孔读经思潮的兴起与实际效果,学者们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以严复为中心探讨了尊孔读经思潮发生的背景与原因,认为尊孔读经与两次帝制复辟有联系,也有区别,不能将帝制复辟的原罪完全归咎于严复发起的尊孔读经运动.     

少年儿童有必要『读经』吗?——我的治学之道之十四

80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叫《十四年的“读经”》(注：“十四年”指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严厉批判了那时鼓吹少儿读经的论调。他把主张读经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是“胡涂透顶的笨牛”。对这种人，他认为用不着和他们讨论，     

北洋中央政府与孔教派尊孔异同论

北洋中央政府和孔教派是民国初期鼓吹尊孔读经的两股重要势力。在尊孔问题上，他们有诸多共同之处．都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和道德的象征，相信尊孔可以巩固共和、培养民．德和保存国粹。但是认识的差异和利益的冲突决定着他们的尊孔主张不可能完全一致。他们在是否应该定孔教为国教，以及读经的方式上存在很大意见分歧．致使他们在互为利用的同时，彼此之间也互相制约。     

关于“读经”的几点思考

今天，你读经了吗？——时下，中国许多地方掀起了“读经”热，“读经”俨然成为了当前的“时尚词汇”。其实中国有两千年的“官方”读经史，“读经”也和中国传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辛亥革命之前，读经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必修课，读经是个人通过科举仕途之路，跻身士大夫阶层的必要条件。直到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之时。才下命令废除了小学读经科。然而读经并未从此走下历史舞台。民国成立后，又先后掀起了三次“读经”运动，其主导者分别是袁世凯、章士钊和何健等人。这三次“读经”运动“寿命”都很短，不久就陷入侵旗息鼓的境地。     

儿童读经教育综迹与评祈

西汉以降,诵读儒家经典的教育_直都是历代政府实施教化、培养人才的不二主题.清末之时,西学东渐,新式教育对读经传经的传统带来强劲的冲击.但至蔡元培1912年出任民国教育部长,正式取消读经科止,读经尊孔之风仍然很盛.     

学习鲁迅,积极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流产与断种》分析

一一九二五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方各省农民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展开的“反奉倒段”运动,使得北洋军阀政府摇摇欲坠。反动政府一面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一面抬出孔丘的亡灵,提倡“尊孔读经”。“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反“尊孔读经”与“尊孔读经”的斗争,实质上是改革者与反改革者之间的斗争。     

学生“读经”浅见

是不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100年来,孔子曾被打倒在地。自民国废止读经之后,曾有过三次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出现了第四次儿童读经运动。据说10年来已“惠及”数百万儿童。“读经热”是不是反映了对传统文化一种重新的认识?由此本刊在今年第9期“热点追踪”栏目发表了上海市九峰实验学校关于学生诵读《三字经》做法的一文之后,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关注。著名语文教师于漪应本刊之约,就此谈了谈她对儿童读经的一些看法:要传承而不是复古;可以读点经典,但要慎选,读得少而精些。     

蒋介石与20世纪30年代的读经运动

民国成立后,在蔡元培的倡导下,虽然通令废除了学校读经,但终民国一代,读经活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出现这种现象固然与一批守旧人士的摇旗呐喊有关,但当政者的提倡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合法性统治,极力主张读经,并且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上登台讲经,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登台讲经的政府最高首脑。蒋介石的提倡读经和庐山讲经,对当时的文化界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全国笼罩着浓厚的文化复古气息,推动了读经活动在全国不同程度的开展。     

再看读经:科学读经 品味经典

<正>一、对于读经的历史争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读经的作用众说纷纭。在上一世纪,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复古尊孔和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的斗争而展开;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以《教育杂志》的1935年"读经专号"为平台展开的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在进行中。     

读经论争的百年回眸

读经问题是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围绕恢复读经和反对读经而产生的一系列论争,是我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抛给世人的一个世纪难题。百年来,关于读经的争议主要经历了四次:第一次发生在民国初年,主要围绕着袁世凯、康有为等复古尊孔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反复古斗争展开;第二次是20世纪20年代在东西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以1925年章士钊"读经救国"论和鲁迅的批判为标志;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高潮为《教育杂志》1935年"读经专号"中关于读经的大讨论;第四次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尚未结束。读经的论争还会继续,解决读经论争的最好态度是抱有开放心态,认清潮流,允许实践。     

学习鲁迅,做文字改革的“招潮者”

鲁迅先生主张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拉丁化。他生前关于文字改革的一系列论述和革命实践,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鲁迅先生论及文字改革的文章,比较集中地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当时蒋介石在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提倡“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鼓吹尊孔读经,加强     

墨家学派的基本思想及其衰落

墨子是代表劳动者、小工业者利益的思想家。墨家学派主张依据特殊矛盾治天下,主张“天罚”,用具体行动兑现“非攻”,出于斗争需要而“尊天”、“事鬼”,“尚贤”、“尚同”吻合了民意。其衰落是因为后继无人,脱离群众,不切合君主们急功近利的心态等原因。     

引读《三字经》——择古之优而复之

近两年来,国内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学生诵读古文经典的风气,武汉、上海、西安、广州等城市都以开设读经课堂、课外读经等形式展开儿童读经活动。面对这一现象,有人喜有人忧,社会上出现了不同观点。《南方周末》2004年7月8日一篇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说,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旗帜愚民运动,似乎正在开始”。鲁迅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说:“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当下一些知名学者则认为,重拾经典教育从少儿开始做起,反映了对传统文化一种重新认识和积极重建的雄心。本刊特辟“热点追踪”专栏,刊登有关上海市九峰实验学校如何开展诵读《三字经》以及择“古”之优而“复”的一组文章。     

蔡元培批孔事迹考略

从民国初年始，蔡元培分别在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大学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对“尊孔读经”进行过四次比较强烈的批判，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新化运动和民族新化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驳议

幼时无知,读高小、初中之际,听到一句成语:“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便信之不疑。又因为当时四川处在四、五个军阀混战中,田粮预征到“民国六十年”,民不堪命,对这句话更加深了印象。抗战开始后,这句话不象以前那么响了。等到我考取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以后,慢慢地觉得这句话不对头,也就是说,它与史实不符,可又找不到它的由来。数十年与史料接触,现试图予以解释,当否尚祈教正。     

关注"读经"

今天,你读经了吗?——时下,中国许多地方掀起了“读经”热,“读经”俨然成为了“时尚词汇”(打开google,输入“读经”二字,约有211000条搜索结果)。“读经”也得到了不少学术界人士、媒体的支持,各类读经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不乏对“读经”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有学者更斥之为“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读经”、评价“读经”?笔者想谈谈自己的看法。首先,“读经”热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教育现象。当前,中国的本土文化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年轻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淡漠,许多优秀文化典籍逐渐被后代遗忘,国民道     

试论王国维的教育思想

自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我国的教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一页。清政府迫于形势,在1902年至1906年间,先后制定了《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建立学部,废除科举,改书院为学堂,自中央到地方建立大、中、小学。但万变不离其宗,一系列改革,始终贯穿着忠君尊孔的封建伦理纲常。1906年学部颁布的教育宗旨说:“中国政教所固有,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亟宜针砭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竭力强调尊孔读经,自小学至高等学堂都设立了繁重的经学课程,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并对各级学校的毕业生给以相应的“出身”和官阶品级,反映出浓厚的封建色彩。     

夏“丐”荨

团结出版社出版有《我是彪悍民国史》一书,其111、112页,连着四处出现一位“名人”：夏丐尊。民国名人中有夏丐尊吗？没有,只有夏丐尊。     

孟子与杨墨两家的论争

杨朱主张“为我”，认为天下之所以乱，是因为人们利于他人的行为太多了，只要大家都退而独善其身，整个社会就太平了。墨子主张“兼爱”，认为人们之间厮杀争斗，是因为人们之间不相爱，主张“爱人之父如爱己之父”。孟子把他们的主张视为异端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