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耕还林的土地生产力改善效果:重庆万州的实证解释

作为农户受益的一部分,退耕还林通过其生态功能对土地生产力的改善效果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通过合理的研究设计和样本选择,本文基于重庆万州的农户调查数据和土地生产函数及其索洛余值估计,定量分析并解释这一效果。结果表明,在没有重大农业技术进步和除退耕还林政策以外的制度创新,以及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退耕还林使耕地的玉米和小麦单产分别提高了12.7%和20.9%,折合成收益分别为1 452.98元/hm2和1 170.02元/hm2;并且,除退耕还林以外,土地的生产力还显著地受到地块面积、资本投入、土地质量、农技培训等因素影响。结论认为,土地生产力的改善明显得益于退耕还林;除增加物质投入以外,配合采取促进相邻土地的流转与集中政策、加大对农民的农技培训力度等措施,可以进一步提高工程区土地生产力和退耕还林项目可持续性。     

陕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分析

利用1986年、1993年及2003年3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借助遥感和GIS技术及回归分析方法,对陕北农牧交错带198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陕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总体较高,2003年达到36.5%,且土地利用正处于发展期;198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化以林地和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和耕地、水域、未利用土地与沙地面积不断减少为主要特征。其中林地面积增加了44.18×10⁴hm²,主要由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转化而来;建设用地面积以近0.27×10⁴hm²/年的速度增加,主要由耕地、草地、未利用土地和沙地转化而来;耕地面积减少了10.52×10⁴hm²,减少的面积主要转化为林地和草地;沙地面积减少了20.67×10⁴hm²。在空间上土地利用变化以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区沟壑区和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最为明显。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了土地利用变化,其中气候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自然因素,人口增长及社会投资的增加,工、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直接驱动了土地利用变化。     

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成本测算

本文总结了前人对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成本的研究,在分析了已有文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农地流转外部性的内部化应在内、外部边界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结合过去的研究,将外部成本效应归并为治安状况变差、空气质量下降、噪音污染、自然景观的破坏、公共设施不足、垃圾堆积、农地产量下降7个方面。实证研究选取仙桃市近郊区4个代表性的农地流转地块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应用CVM、AHP等方法测算和分解了其农地流转外部成本,得到结果分别为0.6×10⁴元/（hm²·a）、1.45×10⁴元/（hm²·a）、1.17×10⁴元/ （hm²·a）和1.15×10⁴元/ （hm²·a）;研究表明个体受农地流转外部性影响的大小主要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家庭成员数量、家庭月收入等因素相关;而农地流转的外部成本大小受到区域繁华程度、土地利用类型、个体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流量过程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是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但迄今为止对生态系统服务流量过程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薄弱环节。本文以千烟洲中亚热带人工林生态系统为例,以2005年-2007年3年的定位监测数据为基础,研究了4类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的流量过程。研究表明,千烟洲森林生态系统的年均生物量生产、气体调节、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服务价值的范围分别为（497.48±33.66） 元/（hm²·a）、（2189.21±247.18） 元/（hm²·a）、（1432.40±454.32）元/（hm²·a）和（224.55±8.82）元/(hm²·a)。4类典型生态系统服务流量均表现出显著的季节变化,生物量生产、气体调节和水源涵养服务表现为连续性实现,而土壤保持服务为离散型实现。年内某些日,森林生态系统产生负的气体调节和水源涵养流量。就各月平均流量而言,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服务的最大流量发生在6月份,分别为274.74 元/（hm²·month）和47.89元/（hm²·month）,生物量生产的最大流量出现在8月,为65.19元/（hm²·month）,最大的气体调节服务流量出现在7月,为303.67元/（hm²·month）。对于生物量生产、气体调节、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服务,夏季产生的相应服务价值分别占38.11%、37.15%,25.67%和42.53%。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生态系统服务形成机理与强度的认知,同时能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保育提供依据。     

山地丘陵地区农地资源价值评估——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

本文在回顾农地价值理论及评估方法的基础上，以湖北省宜昌市农地为代表，采用收益还原法和条件价值法，通过实地抽样调查对不同地类的农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在尽量减少评估偏差的前提下，得到宜昌市农地主要地类资源总价值：宜昌市耕地总价值约为396.32×10⁸元，园地总价值约为509.24×10⁸元，林地总价值约为29.37×10⁸元，水域总价值约为30.30×10⁸元。其中，单位耕地的市场价值约为9.44×10⁴元/hm²，非市场价值约为2.49×10⁴元/hm²；园地的市场价值约为54.88×10⁴元/hm²，非市场价值约为3.97×10⁴元/hm²；林地的非市场价值约为0.23×10⁴元/hm²；水域的非市场价值约为6.32×10⁴元/hm²。根据价值评估过程，得到相关结论：农地总价值应该包含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农地非市场价值与支付者对农地生态功能的认识有显著关系；不同地类的资源价值对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对农地非市场价值的认识加深有助于优化农地资源配置。     

基于马尔柯夫模型的涨渡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预测

基于TM卫星遥感数据,在GIS 技术支持下,建立了涨渡湖流域土地利用数据库;通过提取湿地信息,运用马尔柯夫链模型对该流域土地利用特别是湿地资源在2010年～2015年的数量变化进行预测;运用GIS软件制作了2015年主要变化类型土地的密度分布图,并从人文因素方面阐述了变化的原因。研究表明：涨渡湖流域到2015年湿地的变化趋势是坑塘较目前增加1 713.4hm²,主要围绕涨渡湖流域分布,水田减少2 083.1hm²,主要分布在涨渡湖流域上部;耕地减少277.8hm²,主要在涨渡湖流域的东部以及南部;建设用地增加544.3hm²,主要分布在涨渡湖的北部。总的趋势是除水库坑塘、滩地、沼泽呈现增加趋势,其余河渠、湖泊和水田均呈现减少态势。非湿地变化趋势是草地、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和林地减少。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围湖造田和城市化等。     

近20年来伊犁新垦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分析

本文基于1985年、2000年和2008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对新疆伊犁新垦区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显示：1985年～2008年间,耕地净增加4.99×10⁴hm²,面积比由38%上升至57%;未利用地增长仅次于耕地,增长面积为1.07×10⁴hm²,水域,林地,建设用地都呈增长趋势;草地为唯一减少的土地利用类型,缩减7.02×10⁴hm²,面积比由49%缩减为36%。通过对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分析可以得出,农业开垦是新垦区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力因素,草地面积减少是其他土地类型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盐碱地增多和沼泽减少反映了该地区存在因农业开垦而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现象。     

泾河流域退耕还林(草)综合效益与生态补偿趋向

采用典型农户调查和地方政府访谈等方法，对泾河流域上游地区的固原市原州区退耕还林(草)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估，并基于退耕还林的效益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后续生态补偿趋势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原州区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显著，其价值量平均为1 674.1元/(hm²·年)，按2000年～2004年完成的退耕面积，总效益高达8 408.2×10⁴元/年，退耕使当地严重的水土流失状况得到了控制。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对当地农牧生产和农村社会经济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退耕促进了作物生产结构优化和基本农田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另一方面，草食性牧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农民收入也比预计值偏低。从后续生态补偿的趋势看，延长补偿期限是大势所趋，但补偿标准可适当降低。在补偿方式上，应改为单一现金补偿，并通过流域补偿方式多源筹集资金，同时要加大对替代产业的扶持力度。     

陕西省汉台区1978年至2006年耕地数量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汉台区是陕西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典型示范区,近年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和建设占用耕地,汉台区耕地数量大量减少,耕地供需矛盾突出。本文利用1978年以来汉台区耕地长序列统计资料和近9年的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汉台区土地利用现状及其结构变化、分析汉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及空间差异、探讨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①1978年～2006年全区耕地共减少5600hm²,平均每年减少200hm²,人均耕地减少0.027hm²,耕地递减率曲线与人均耕地递减率曲线走势基本一致;②建设占用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和农业结构调整等直接影响因子在4种类型区影响耕地变化差异明显;总体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全区耕地减少的主导因素,经济发展较快的城镇,建设占用耕地较多;③耕地面积与社会经济发展各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约低于累计耕地面积与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全区耕地减少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错位性,即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于对耕地资源的占用。     

安徽沿江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特征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粮食主产区的耕地面积变化不仅影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本文利用50年的耕地统计数据和近年的土地利用详查变更数据，揭示了安徽省沿江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和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特征，并对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在定量分析耕地数量变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对未来耕地数量和粮食生产安全保障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①沿江地区土地利用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农用地为主，工矿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比例大；土地的投入强度大，综合产出率高；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总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下降、缓慢减少、急剧减少的变化过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②耕地总面积减少与GDP总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对数关系，二者间的弹性系数不断下降，现状已接近上海市水平，表明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向集约型转变;③利用拟合的关系式，估算2010年和2020年的耕地将在现状基础上分别减少3.09×10⁴～3.91×10⁴hm²和5.07×10⁴～6.78×10⁴hm²，届时耕地总面积将会保持在149×10⁴hm²和146×10⁴hm²以上。2010年耕地数量可以满足粮食安全的需要(保持粮食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08%)，至2020年，耕地数量将会略低于粮食安全的需求。     

贵州猫跳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土壤侵蚀的影响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成为当前土地变化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我国西南喀斯特山区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土壤侵蚀严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是造成喀斯特山区土壤侵蚀的主要人文因素。本文采用“3S"技术和RUSLE模型,分析了近30年来贵州省猫跳河流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时空特征,模拟了不同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下的土壤侵蚀状况,探讨了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结果表明：近30年来流域内土地利用/覆被发生了显著变化,1973年～1990年,水田、灌木林、其他林地、灌草地均在减少,旱地、有林地、水域、建设用地、裸岩地均在增加;1990年～2002年,水田、有林地、灌木林、灌草地、水域、城镇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均明显增加,旱地和裸岩地均大幅度减少。流域土壤侵蚀模数由1973年的30.88t/(hm²·年)上升到1990年的35.08t/(hm²·年),2002年下降到28.16t/(hm²·年)。旱地和灌草地是流域发生土壤侵蚀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减少陡坡旱地,是流域进行水土流失治理的有效措施。     

都市休闲农业中农地的非市场价值估算

都市休闲农业将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利用农田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融合农业生产、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等人文景观,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游憩和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文章以武汉市和平农庄为例,应用旅游成本法（TCM）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估算该农庄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在对农庄及247位受访游客随机抽样调查获取数据的基础上,研究表明：①和平农庄2006年总的消费者剩余（Total consumer surplus, TCS）在1591.36×10⁴元,游客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CS）530.45元/人,约为旅游平均费用的2.6倍,休闲农庄农地景观年均游憩价值397845元/hm²;②从游客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出发,和平农庄农地景观每年保护的补偿价值(compensation variation, CV)达153.14×10⁴元,农地年均存在价值38 285.1元/hm²;③相对传统农业而言,休闲农业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显著,单位土地经济产值是传统种植业产值(4628.10元/hm²)的5.4倍,然而其目前无法通过市场配置实现的非市场价值则更加显著,单位游憩价值和保存价值分别是传统种植业收益的85.96倍和8.27倍;④保护型农地提供的环境舒适、景观等非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其传统的经济产出价值,然而其在现行的资源价值核算体系中却往往被遗漏,意味着在土地分配决策与消费实践中,如果只单纯考虑经济产出,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的福利损失。     

武汉市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研究

非市场价值是农地资源价值中无法忽略的重要组成。估算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将其纳入农地资源的成本核算中，不仅能够弥补市场机制作用的不足给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带来的影响，而且通过提高土地资源农业利用的比较效益，能够真正起到缓解农地流失的作用。文章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武汉市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进行估算，在对471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的研究表明：①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武汉居民已经意识到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②从居民参与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出发，武汉居民每年保护农地资源的支付意愿为30.00×10⁸元，折合单位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11.62×10⁴元/hm²；③从农民作为农地保护执行主体参与农地保护需要接受政府补偿（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的角度出发，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为1.64×10⁴元/hm²，是目前国家鼓励农民种植粮食作物发放补贴（中稻225/hm²元，折合无限年期价值4 978元）的3.30倍。      

土地行政问责对耕地保护的效果评价——以江苏省为例

由于地方政府既是土地资源使用者也是其管理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政绩工程,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违法违规管地用地行为时常发生,导致耕地资源减少迅速。中央政府为了进一步保护耕地,规范地方政府管地用地行为,实行了土地行政问责制。为了探求土地行政问责对耕地保护的政策效果,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虚拟变量模型,以Eviews为分析工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土地行政问责后,江苏省第二、三产业每增加1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节约耕地0.25hm²,2009-2011年间,土地行政问责共使江苏省节约土地11 739.51hm²,江苏省土地行政问责对耕地保护的短期效果明显。但根据江苏省未来几年发展规划和现有的第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边际违法耕地占用量的预测结果来看,未来几年（至2015年）江苏省遏制违法占用耕地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据此,文章提出了加强土地行政问责力度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议。     

土壤类型对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

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淡水湿地集中分布区,三江平原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人类活动的剧烈影响,过去50年期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在分析1954年～2005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了土壤类型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过去50余年中,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剧烈,其中耕地增加了2.25倍,增加面积为385.55×10⁴hm²。与耕地面积相对应的是湿地、林地和草地的大幅度减少,减少面积分别为256.72×10⁴hm²、66.92×10⁴hm²和57.65×10⁴hm²。草甸土、白浆土、沼泽土、暗棕壤和黑土为土地利用变化最为剧烈的几种土壤类型,农业开垦活动和耕地面积的增加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和主导因素,湿地、林地和草地减少区域的土壤类型与耕地增加区域的主要土壤类型一致。三江平原耕地开垦对土壤类型的选择顺序为：草甸土、白浆土→沼泽土→暗棕壤。这一现象表明耕地开垦首先从自然条件相对优良的土壤资源草甸土、白浆土进行开发;随着草甸土和白浆土面积的迅速减少,沼泽土于1986年～1995年和1995年～2000年期间成为耕地开发最多的土壤类型;随着以上3种土壤类型中可开垦的土地资源减少,暗棕壤于2000年～2005年期间成为耕地开发最多的土壤类型。     

整治后耕地质量标准建立及其应用

以河南省为例,根据河南省整治后耕地质量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原则及行政区划完整性原则,将全省划分为9个评价区;在明确各分区耕作制度、基准作物和指定作物的基础上,针对各分区自然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对整治后耕地质量影响方式和程度的不同,分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指标分级和权重赋予;运用耕地质量综合指数测算、区间划分、相关分析和样点验证方法构建河南省整治后耕地质量标准,并提出该标准在土地整治项目设计、验收和基本农田调整等方面的应用过程和技术方法。研究结果显示：①引入评价因素可比性修正、光温生产潜力修正和产量比系数修正,可有效消除因分区选取评价指标、赋予权重以及基于不同指定作物进行综合指数测算而产生的差异性,从而测算出具有全省统一性和可比性的整治后耕地质量综合指数,为整治后耕地质量标准划分提供了依据和基础;②河南省整治后耕地质量可划分为5个等别,各等别对应的基准作物生产能力区间分别为≥1 7808㎏/hm²、（1 5408～1 7808）㎏/ hm²、（1 3008～1 5408）㎏/ hm²、（1 0562～1 3008）㎏/ hm²、＜1 0562㎏/ hm²;③基于全省统一性和可比性的整治后耕地质量综合指数所构建的河南省整治后耕地质量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能够作为测度整治后耕地质量高低的重要尺度。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纸坊沟流域为例

人类活动及政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但目前从长时间尺度上还缺乏对其影响过程的系统研究。本文以受人类活动强烈干扰的黄土高原典型丘陵沟壑区安塞县纸坊沟为例,以1938年～200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其它文献资料为基础,计算了该流域不同时期的生态服务价值,分析了导致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的人类活动及政策原因。研究表明,在受人类干扰极少的1938年,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最高,达到5.74×10⁸元;1938年～1978年,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淡薄的生态保护意识以及人口增长使得流域内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在1958年降至最低点,仅有1.92×10⁸元,1973年～1978年的流域治理效果甚微;1978年～2000年,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流域综合治理的深入,以及退耕还林等各项政策的正确实施,流域内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00年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达到3.43×10⁸元,但与1938年相比仍有2.31×10⁸元的差距,表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退耕还林还需进一步因地制宜加强优化,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仍要长期坚持。     

城郊农业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动因分析——以四川南充市高坪区为例

根据1885年、2004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详查资料以及实地收集数据，在GIS技术支持下，利用数学模型分析了南充市高坪区近2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动因。研究表明：20年来，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为12 050hm²，占该区总土地面积的14.84%，主要表现为园地、城市工业用地和交通用地的增加和未利用地和耕地的减少；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发生较大变化，斑块数目增加2 921个，斑块面积均有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和破碎度增加，优势度降低；除园地、交通用地以外，其他土地类型都有分散分布的趋势；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重心在不同的方向上有不同的移动距离； 影响城郊农业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城市化和政策导向。     

中国耕地警戒值的测算与讨论

耕地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我国未来的耕地压力大，耕地保护是关键。耕地警戒值是影响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加强耕地保护执法力度和老百姓建立耕地安全意识、参与性保护耕地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人均耕地警戒值0.053hm²的引用对耕地安全意识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科学测算我国耕地警戒值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构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的扩展模型S_min=MB∑ni=1βi·GiPi，建立饲料粮食消费量与肉蛋奶消费量、食品作物单产量与单产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5个线性回归方程，以及单产影响因素与时间关系等6个曲线估计方程，测量粮食、植物油、糖和蔬菜等食品作物单产量，计算2006年～2015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并与相应年份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对比，确定2006年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0.09035hm²和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总量1.18×10⁸hm²（17.7亿亩）分别为人均耕地警戒值和耕地总量警戒线。     

城市水生态足迹变化分析与模拟

本文应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采用水资源与水产品消耗统计数据，对广州市1949年～1998年水生态足迹变化进行时间序列建模分析。结果显示ARIMA(2,2,2)模型能较好的拟合广州市水生态足迹变化，模型误差在5%左右。广州市1949年至1998年水生态足迹变化可划分为两个时期，1978年之前为平稳期，1978年之后呈现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势；应用ARIMA(2,2,2)预测1999年～2003年的水域生态足迹，结果分别为：0.5935hm²，0.6562 hm²，0.7147 hm²，0.7790 hm²，0.8402 hm²，模拟结果表明广州市1999年～2003年期间的人均水域生态足迹仍呈较快上升趋势，城市发展、人口增加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导致水产品需求与水资源消耗的增长是水生态足迹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