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秩序：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博弈

自由与秩序是贯穿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价值主线。现代大学制度对自由的价值追求,要求大学必须崇尚学术、发展学术,保持大学的自由氛围和独立精神,但是现代大学日益进入社会中心的现实则要求现代大学要适应社会需要,并被看做是实现社会目的的工具。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冲突在大学之外表现为外部干预与大学自治的力量抗争,在大学之内表现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利益博弈。现代大学制度价值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寻求平衡并最终实现“有秩序的自由”。     

冷战与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1945—1970年）

通过考察战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联邦政府为实现冷战目标对大学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和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在为美国冷战目标服务中的新进展,以揭示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不受外界影响的学术自由成为了神话。大学的学术研究必须着眼于国家利益,为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利益是决定政府在学术自由与学术为国家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和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     

西南联大调适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冲突的经验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西南联大学术文化繁荣,具有崇尚自由的学术理念、遵循严谨的学术规范、追求一流的学术目标与注重宽容的学术氛围等特征。但其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也存在三个层面的冲突,即"国家意志"与"大学使命"的分歧,"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的矛盾,"政府人员"与"学术人员"的冲突。西南联大通过确立先进的办学理念、构建民主的管理制度、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来调适两种文化的冲突。这些对于我们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双一流”建设视域下高校学科评估的价值冲突及其调适

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已经步入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如何发挥好学科评估在"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事关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重要命题。然而,高校、政府和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对学科评估有着不同的价值利益诉求,极易引发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价值利益冲突,影响学科评估功能的正常发挥。为此,我国高校学科评估应当妥善处理好实用工具理性与学术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强化学术价值理性在高校学科评估中的基础性作用,牢固树立"质量为先、特色为要"的学科发展理念,积极培育鼓励自由创新的学科文化,促进高校学科评估的协调发展。     

论大学生评教中的文化冲突

大学生评教制度作为一种质量保障机制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到21世纪初才在我国大学中普遍推行,但在实践中却屡屡遭受"学生消极参与"的冷遇。经过比较分析后不难发现,学生评教制度在中国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冲突,它不仅表现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同时也表现为大众消费文化与学术精英文化的冲突、行政主导文化与学术本位文化的冲突以及平等主义文化与权威主义文化的冲突。而协调文化冲突的根本出路是采取"共治主义"立场,构建大学治理文化,实现教、学、管三方利益的平衡,如此才能较好地解决大学生评教中的一系列难题。     

我国大学制度变革中的价值差异及调适路径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就是对现行大学制度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大学制度变革要面临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内部学术与行政之间的价值差异,具体表现为自治与控制、超越与适应、自由与秩序之间的价值差异。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局限性和合理性,不能简单地肯定一个而否定另外一个。自治、超越、自由是基于大学本位的价值追求,因此要以自治、超越、自由为重心,通过大学制度创新调整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寻求自治与控制、超越与适应、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     

学术自由的危机与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大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学术自由在美国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先前那种表现为科学与神学之问的冲突，现在公开地表现为科学与政治、大学与政府的矛盾，大学教师因政治原因遭解聘的事件不断发生。大学与政府、政治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学术自由的发展，促使学术自由内涵的不断调整，学术自由面临新的挑战。     

在自由与服务之间徘徊——冷战时期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历史考察

冷战时期,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是美国大学的显著特点,美国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形成的合作关系成为关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国家利益成为政府在学术自由与为社会服务之间作出选择和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     

大学治理的“项目制”:成效、限度及其反思

项目制的实施使得我国大学与政府关系从"单位制"时代的完全依附关系与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项目制时代的资源依赖关系与策略互动关系。项目制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存在内在紧张关系,反映了项目治理与学术治理的冲突。项目制衍生了新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格局,规训了高校与教师群体的行动逻辑,产生了"项目异化"、大学组织体系扩张、教师群体内部分化、学术腐败、学术工厂化、大学发展同质化等"意外后果"。教育行政的平衡论认为,推进政府干预与学术自由的平衡是教育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向。推进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构建利益相关者多元利益诉求机制。通过重构项目制,赋予学术共同体更多的权利,避免政府对于大学治理的过度干预。     

大学文化冲突与中国知识人

大学文化是以学术自由和自治为生命的价值信念系统,此信念系统潜意识地作用于其承载者的行为系统。大学文化冲突是大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冲突的焦点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西方大学的学术自治是以学术团体的力量和理性精神来保证的,形成了与中国大学截然不同的学术文化。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同大学学术文化冲突之间息息相关的特殊关系。中国大学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知识人的人格和大学学术自由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因此,重塑每个现代知识人的独立批判人格才能从根源上缓解当前大学文化的冲突,促使大学向前发展。     

影响德国大学创新力的制度与观念解析

在世界范围内,德国高等教育向人们展示的不仅是其创新的显力,还有其绵延不绝的创新潜力。本文从制度与观念等维度对影响德国大学创新力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对支撑德国大学创新力的独特理念和推动德国大学创新力的动力网络与制度保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化”运动影响探析

19世纪中后期,美国高等教育开始步入“大学化”时代。在德国大学理念影响下,留德归美学者将“教学科研相结合”以及“教学自由”原则引入美国,形成了新的大学思想。吉尔曼成功创建了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和耶鲁等殖民地学院也开始了由“学院”向“大学”转型的改革。美国“大学化”运动不是对德国大学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而是德国大学理念与美国精神文化的融合,体现了文化上的独立、选择和修正。     

校风--大学之魂

校风是一个学校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关于治学、品德、作风等等文化内容的积极沉淀。它具有喻、润、熏的教育功能。校训、校歌、校史、校徽是校风形成后的固化形态,也是校风形成时的初生形态。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生命,也是大学的特色,校风若无这一特色,犹如魂无体附。“产业论”、“阵地论”有悖于教育生命和校风之魂,应受到质疑和抛弃。     

Humanistic Bildung: regulative idea or empty concep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otion and humanistic ideal of self-cultivation and self-transformation, for which the term Bildung is/was traditionally used in German educational thought. It is argued that the idea of Bildung, understood as human development and end-in-itself, is not a German exclusivity. However, to understand the specificity of the notion, it may be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at German Enlightenment—Aufklärung—in which the term gained a lot of importance, came later in history than French, English, and Scottish Enlightenment. Whereas in the early Western Enlightenment period, freedom was understood as an outward, definitely political concept, in later German Enlightenment the predominant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was characterized by a rather aesthetic dimension, not outward but internal freedom. The shift from a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of Enlightenment—like in France, and also England or Scotland—to German inwardness (“Innerlichkeit”), as realized by the concept of Bildung, can be—at least to a certain degree—interpreted as a desire of German intellectuals at the time to escape from a brutal and on the whole disappointing post-revolutionary world to a place where man could seek secular perfection: an escape toward inwardness.     

借学术自由之火,建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去行政化”的思考

大学＂行政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高等教育管理中的行政权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去行政化＂为突破口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去行政化＂层面。作为国家层面,主要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大学以办学自主权;对于大学管理层面,主要是改革大学校长的遴选方式、建立符合学术主导的治理结构、将学术事务管理交还学术权力。借学术自由之火,建现代大学制度,是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之要旨。     

卓越计划：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德国模式

德国大学在20世纪经历了由盛及衰的历史转变,重塑德国大学当年的辉煌已成为德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2006年开始实施的德国大学"卓越计划"旨在通过加大政府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提升德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从现有资料来看,该计划在经费资助强度,科研与教学之间的平衡,学科与院校均衡等方面产生了相应的问题。     

寂寞与自由:高等教育应当坚守的两项原则——重温洪堡大学思想的启示

柏林大学的改革是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展开的。洪堡改革中提出的大学的任务、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大学应坚守的寂寞与自由的两项原则,不仅使柏林大学焕发了新的活力,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大学的发展,对后世的高等教育影响极大。重温洪堡的大学思想,深刻探析洪堡大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内涵实质等,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有一定启示作用。     

编外讲师:德国大学学术自由传统的“阿基米德点”

"编外讲师"(private docent)制度是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以及以柏林大学为样板的所有德意志大学的一种制度创新,是19世纪德国大学的现代转向的标志,是德国大学学术自由最为本质的制度保障。"编外讲师"到教授的晋升是通过"大学学部提名"、"直接磋商"、"政府任命"等三个步骤实现的,是德国学者进入学术生涯的起点,"编外讲师"的存在对19世纪德国大学的学术兴盛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

院系调整是学术界近年来的热门的研究题目之一,但由于资料发掘不够,仍需进一步研究.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是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内在要求.取消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使大学丧失了自主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肢解人文学科,大学蜕变为技术培训学校.     

“教育再生”政策下的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2012年岁末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之后,着力推动改革在社会各领域的开展,以“教育再生”作为教育领域改革的基本政策方向。“教育再生实行会议”在成立之后的6年多时间里共提出11份有关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建议书,直接指向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是第三份建议书“关于大学教育的应有发展态势”和第四份建议书“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衔接及大学入学者选拔的应有方式”。以建议书为依据,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多项大学教育再生政策,一方面以项目形式推动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人才培养与科学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通过立法,以法律的形式体现政府政策,推动大学改革的深入。同时,日本政府还将“大学教育再生”与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了到2040年日本高等教育走向的基本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