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商城遗址保护思路探析

郑州商城遗址是郑州被列为我国八大古都的重要见证,是我们研究殷商文化和我国早期都城发展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商城遗址从发现到逐渐被世人认知,经历了艰难探索。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城遗址的保护管理部门对部分地段城垣遗址进行了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和商文化主题展示等多项保护开发工作,但城市大遗址保护与建设在某些层面存在冲突,故而平衡两者,创建和谐发展格局值得研究。     

有机更新视域下城市型大遗址保护利用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

处于城市周边的大遗址具有特殊的区位条件与纷繁芜杂的外部环境,文物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其保护利用工作涉及大范围、各层级、多维度、多主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由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现状切入,一方面回顾遗址区的发展演变过程,得出大遗址系统要素之间秩序的失衡是遗址区低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对近年来的保护工作进行反思,认为遗址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引入有机更新理论,将其作为一种全方位引领遗址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人口、用地、产业、空间、保障机制等角度入手,在遗址区各要素之间建立一种有机和谐的秩序,引导一种由小及大、持续渐进的遗址保护利用及区域发展模式,进而达成文物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协调。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历史文化遗址整体动态保护策略研究——以延安革命遗址群为例

分析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城聚集现象所导致的城市问题和矛盾,以及由此对城市历史文化遗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指出城市更新是优化城市要素,解决旧城矛盾的有效途径,也为城市历史文化遗址保护工作突破发展提供新机遇。在分析延安城市更新模式的基础上,比较现有保护管理体系,结合延安市革命遗址群保护项目实例,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保护范围划分,动态性的保护过程,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为重点的保护管理新策略。为其他城市在城市发展更新进程中出现的历史文化遗址保护问题提供方法和借鉴。     

旧城疏解背景下的历史文化遗址保护研究——以延安红色革命遗址群保护为例

以近年来中国快速城镇化趋势所引发的城市形态变化和旧城疏解现象为背景,提出在城市发展中历史文化遗址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分析现有历史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局限性,并以延安为例,通过分析现有红色革命遗址保护面临的问题,探索历史遗产保护的新模式、新方法,为同类城市旧城疏解改造过程出现的历史文化遗址保护问题提供方法和借鉴。     

生态博物馆视角下南宋皇城大遗址保护发展研究

南宋皇城大遗址作为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金名片,是南宋文化的重要历史载体,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场所精神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经济效益价值、社会时代价值。本文通过对南宋皇城大遗址文化资源的挖掘、梳理、研究、保护、创新,从"生态博物馆"视角出发,有机融合遗址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展示空间与研发空间、教育空间与娱乐空间的保护与发展模式,综合运用多种展示形式,全面呈现南宋皇城大遗址完整的历史文化意义,推动杭州文化高品质发展。     

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物遗址保护现状及对策

海南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物遗址资源,基于此,科学地研究历史文物遗址保护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实地调研、查阅材料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分析法对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物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进行了分析,归纳了历史文物遗址保护工作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遗址区的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研究

洛南里坊遗址区是隋唐洛阳城重要的里坊遗址分布区,通过梳理洛南里坊遗址区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的具体实践,该文阐释了保护利用采取的工作思路,探讨如何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今后继续做好洛南里坊遗址区的保护利用及形成更多具有较高质量、较高水平的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成果提供参考。该文首先分析了洛南里坊遗址区保护展示和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及必要性;随后从建设公共生态空间、塑立隋唐洛阳城洛南城市格局、开展研学教育、促进服务乡村、推动文旅融合5个方面梳理了保护利用的不同实践;最后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新时代不断提升保护利用质量的策略。     

南京革命遗址保护利用情况调查与思考

南京红色文化资源丰富,革命遗址众多,许多重要的党史事件在此发生,众多革命志士在此抛头颅洒热血。该文结合南京革命遗址保护利用情况复核、统计、分析等工作,对革命遗址现状进行梳理、情况总结,为日后建立文物档案,以及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与红色文化遗产的管理研究和开发传承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也为今后文旅融合下充分开发红色景区、红色遗产地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等特色项目起指导作用。     

遗产保护过程本身就是意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访谈录

中国大遗址积淀了中华几千年文明,对现在的社会、精神文明和核心价值都有很大作用。大遗址作为古代人类的重要居住点,大多位于现代城市之下或是临近城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建设项目与大遗址相关联,多数表现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而文物保护工作也是必须要做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和最终的保护结果不是绝对意义,遗产保护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大遗址,穿越千年历史隧道

正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此前不久,浙江省上林湖越窑、大窑龙泉窑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这是继2010年良渚入选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来,浙江省大遗址保护取得的新突破。     

浦江上山遗址惊世大发现

2005年3月9日,日本金大学中村一慎博士、日本国学院大学考古研究室考古专家岩崎厚志先生在浦江参观上山遗址, 像所有慕名来访的专家一样,惊叹这是惊世大发现!自2005年1月20日浙江省文物局、浦江县人民政府在浦江联合举行"上山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后,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距今万年栽培稻遗存的消息,通过国内外新闻媒体迅速传遍了世界,掀起了中外考古界又一轮上山遗址考古热,先后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香港、北京等国内外考古专家分批考察、访问了上山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中华文明之源

正地处杭州西北部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被列入之江艺术长廊是意料之中的事。从历经五千年沉睡、穿透历史烟云、登上世界舞台中心,至如今山水城池交融,成为后人的"朝圣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已是厚重历史文化最典型、最为直接的物质载体,是体验和感悟"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场所。     

连云港藤花落遗址

江苏省考古人员最近对连云港藤花落遗址进行科学发掘,探明其面积达10万平方米,是该省保存最好、堆积最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试掘中发现的房址多为长方形带隔间和带中心柱的房子,房址的叠压关系复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如何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城市扩展建设中破坏文化遗产,在城市大型工程中毁坏地下文物,在旧城改造中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在整修历史遗址中破坏历史原貌,造成对于历史文物文化遗址的破坏甚至毁灭。其原因在于:有关地方政府缺乏文化意识,有关施工人员缺乏文物意识,缺乏具有法律规范和效应的严厉惩处,必须从根本上根治城市化进程中历史文物文化遗址的破坏的境况。     

万年遗址,撩开神秘面纱——访上山文化遗址最初发掘者

正浙江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有一个隐在农居房中的公园——上山考古遗址公园。站在公园外往内看,陈设布置似乎简单了些。但走进A和B这两处上山遗址核心展示区,才发现别有洞天。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上山文化图文并茂的精彩展示、观赏到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珍贵文物,还可以体验万年以前的稻作农业文化。怀着对上山文化的兴致,笔者多次在杭州与浦江之间往返,费尽心力,终于找到了上山遗址最初的发掘者、浙江省考     

三星村遗址考古新发现

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省金坛市西岗镇三星村,总面积5万平方米,其中心墓区约为2万平方米。在长江下游地区如此大规模的遗址较为少见。目前共发掘面积64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墓葬1000余座,灰坑55个,房址4处,出土大批珍贵文物,有许多均属国内首次重大发现。三星村遗址的年代,从发掘的文物标本及碳14     

石峁遗址出土石雕人面像解读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画的古文是劃,即用锥刀雕刻的意思。通过研究证明,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人面像是黄帝所雕刻的蚩尤形象,目的是用来威慑八方部族,且人面石雕像在石峁遗址所处的位置也可进一步证明该观点。     

浙江史前文明将重写--杭州发现8000年前跨湖桥史前遗址

如果一切成真,这将是在杭州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迹,比闻名于世的河姆渡遗址还早出数百年,这一遗址就是地处萧山湘湖的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一鸣惊人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其实不然。早在1991年,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就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     

上林湖:走进中国制瓷史上的“越窑故事”

正2017年12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在宁波慈溪市上林湖畔召开。在会上公布的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上,浙江省上林湖越窑、大窑龙泉窑成功入选。“积极实施一批与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示范意义较大的大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努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工作会现场,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介绍全省大遗址保护现状,上林湖遗址正是这样一个示范项目。越窑故事见人见物见生活宁波慈溪市桥头镇。冬日的上林     

冲突还是协调:城市化与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文化遗产是保护、传承,还是破坏、毁灭,人类对此有过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最终形成了协调处理城市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理性路径,并将其成果纳入到文化多样性共生与和谐城市建设的事业中去。中国当代城市化速度迅猛,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严峻挑战。然而,城市化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并非完全冲突的关系,可以互相协同发展正日益成为社会共识。中国城市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双赢的结果将会为全球城市化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展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