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制度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在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和评价史学在国家治理、政权巩固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中的作用,通过强化监修国史制度和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健全史馆修史制度、完善史官设置、以政令形式确定史馆史料来源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史馆修史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发展,成为封建政权得力的统治工具。     

从九州为纲到政区为纲——清代“大一统”观念对“六通”疆域书写的影响

清乾隆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得以确立。清朝统治者在经营边疆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利用史书编纂彰显"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受此影响,清代三通馆所修"续三通"与"清三通"在疆域书写中逐渐摒弃了"三通"以九州为纲的体系,改以当朝区划为纲,以彰显盛世幅员之广阔,显示出在"大一统"观念的影响下,"六通"疆域书写不仅具有考察地理沿革的学术价值,更有着彰显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制度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在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和评价史学在国家治理、政权巩固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中的作用，通过强化监修国史制度和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健全史馆修史制度、完善史官设置、以政令形式确定史馆史料来源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史馆修史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发展，成为封建政权得力的统治工具。     

论清代史馆与清代中央机关的关系

清代史馆与清代中央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清代中枢机构的内阁兼管史馆,为史馆提供印信,收存成稿及修史资料。内阁官员在史馆中担任总裁,参与修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内阁还负责督察各馆修书进度。翰林院与吏馆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兼管部分史馆,并派员参与史书纂修。军机处、宗人府等机构也与史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节制着部分史馆的修史活动。清代史馆与中央机关的密切联系反映出史馆在清代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统治者通过对史馆的掌控,把修史事业纳入到清廷整个官僚体制的运作之中,将政治和学术双重压力施加到史馆身上,把修史这样的文化事业变成了一种政治活动,在修史的学术外衣下,表达统治者的政治意愿。     

论强化边疆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国家意识

中国是一个集地缘疆域、民族、政治和历史文化的综合概念,强化边疆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国家意识,就是通过对各族人民归属中国的客观现实性和既定性的强调,帮助各族人民正确认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牢固树立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试论唐代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官修史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和社会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在唐朝以前私家修史比较多,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开始于唐朝,大量的唐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也为后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方面,唐朝官修史书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政府设立史馆,选拔优秀的史官并且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使得唐朝的官方修史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官修史书也是弊端丛生,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论述到官修史书使得史书的编纂程式化,导致了正史的编写千篇一律,效率低下,史实失真,同时也限制私家史学的发展。     

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以乾隆朝为中心

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并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在一起。     

昭君出塞线路考

昭君出塞的线路,史书没有记载,所以难以确认。昭君出塞路线需把握五点:一是把握汉匈官方交往的线路。昭君出塞是官方行为,如果《汉书》记载中确有一条官方交往的线路,那么,这条道路就有可能是昭君出塞的线路;二是昭君出塞之前,匈奴曾处于分裂状态,匈奴分裂和一统的历史时期是重要的历史背景因素;三是《汉书》中对朝贺西汉的匈奴右皋林王东渡黄河返回匈奴的这一记载,确认为汉匈官方交往线路的重要节点;四是《汉书》关于奉车都尉班伯到定襄护卫昭君夫婿复株絫单于入境的记载,作为推论的重要线索。五是根据昭君于正月出塞的时间背景,认为东渡黄河的线路海拔较低,相对温暖,可以避开春寒料峭的气候。     

从“大一统”到清末新政：清代疆域统合方式的变迁——以边疆地区为中心

以“大一统”理念为指导,经过清前期几位帝王的经营,清朝开创了空前一统的疆域。但至清末,“大一统”治国理念不能适应近代出现的新形势,整个疆域内的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一统的疆域格局受到挑战。为重新统合疆域,尤其是将边疆地区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清朝开始实施新政改革。新政将国家权力渗透进基层．并重建了国家认同。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及其明初在西南边疆的实践

明朝的国家疆域观包含了明朝对国家基本认识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疆域观。明朝国家基本认识以明初＂中国＂一词演进为含括我国历代王朝疆域范围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通称,在此基础上肯定元朝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正统的延续,认为元朝继承历代王朝发展形成了＂中国封疆＂,在此疆域内各民族活动的区域均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明初的国家疆域观在治理西南边疆和正确处置麓川势力扩张引发西南边疆危机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实践,从而实现了西南边疆较长时间的稳定。     

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

方略，是清代的战争专史，属于官修史书的范畴。其史学价值，一方面表现在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表现在它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意义。作为反映清朝重大军事活动的记录，方略又较多涉及到边疆和民族问题，对于研究清代的军事史、边疆史与边疆政策、民族史与民族政策，以及宗教、结社问题，自然是十分珍贵的史料。方略属于当代史，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偏重于宣扬王朝武功，保存历史史事，着眼于政治借鉴；这样的特点，又表明方略不同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而是这种史书体裁一种新的形式。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新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整理和保存清史资源的国家工程,旨在修成能“存史”、堪传世的有清一代国史。在“史义”上宜运用“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在“史例”上宜采用历代正史所共用的纪传体,并对之加以现代性改造。在“史纂”上宜用重记述辅以适当析论的笔法。在观念上应树立对现代“作史者之精神”的自信,去除单一、单向思维模式所造成的疑虑和余悸。注全力于新型纪、志、表、传、图的修纂。重视资料基础工作,组织对重点和难题的科学攻关,作出若干重大学术突破,实现在总体质量上对《清史稿》的大大超越,以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应当注意的是,试图让大型清代正史和通史及数十个专史熔于一炉是不现实的,让章节体的通史、专史充当传世清代正史的主干也是不相宜的。     

清统治者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编纂

近来,一股强调清朝满族性特点的所谓＂新清史＂的研究范式或观点,在中国清史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因对这种所谓政权的满族性的强调而忽略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史书编纂方面。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献大整理、大总结的时代,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自觉意识到文献整理是＂彰千古同文之盛＂,编撰史书是＂远述百家＂以明＂时代相承＂,这些都是与祖国多民族的统一大业密切相关的事业。     

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官学教育

对于苗疆的治理,清代国家的政策发生了从武力征服到推行教化的变化,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官学教育体系,就是在这一政策变化的背景下逐渐建立起来的。通过对官学教育体系的建立、官办学校的管理以及学校经费的来源的考察,可知官学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是清代国家“一道同风”思想的体现,另一方面,恰好正是该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濡化的制度性诱因。     

论唐代史学发展与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的繁荣与唐代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唐代改变了前代私人撰著国史的惯例,正史由国家设史馆编纂。唐代史学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史官地位尊崇,史学的载体古文因而受到推崇。唐代科举设立史科,也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唐代古文家多重视史学,很多古文家曾任史官。     

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及其特点

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和接触古已有之,明代以前对于日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代正史的日本传记中,而到明代则出现了大量的日本研究史籍,研究专书的编纂也有了新变化。严重的倭寇问题是推动明代日本研究史籍出现的重要因素,官方的支持和普及性史学潮流的推动也是重要原因,而中日交流的加强则扩大了史料来源。从总体上看,明代的日本研究史籍具有显著的特点,不仅较为全面,而且非常重视地图和语言等内容,对倭寇问题也进行了重点研究,而这些史籍中存在着因袭传抄的现象,也体现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     

清代档案与官修方略

清代利用档案编纂方略，记录了历次重要军事活动的过程，既炫耀了封建统治的所谓“武功”，又及时总结了相关的经验教训，这对于研究清代的军事史，民族史，边疆史，提供了翔实可据的珍贵史料。     

论《皖政辑要》的编纂体例

作为一部反映晚清安徽概貌的官修政书,《皖政辑要》编纂得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重在创新,以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历史的新貌。全书以清末中央政府新官制为纲目分为十科,其中交涉、民政、学务、农工商、邮传五科,从形式到内容均系当时首创,度支、军政两科之下子目亦多有新意。经过编纂者的精心安排,该书在篇目上破旧立新,在取材上推陈出新,从而使晚清中国社会出现的新事物得以包容,新变化得以展现。这极大地拓展了政书体的叙事空间和叙事容量,是对以往政书体例继承中的创新,因而具有了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