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孙中山是民主中国的创建者；胡适在相当的程度上，赋予了这个新生的中国以学术上和语文上的新意义。辛亥革命若不能继之以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所创建的民国将少了许多新意和光彩；而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若没有辛亥革命成功在前，其收效和影响也绝不至如日后之神速与深远。孙中山和胡适，—主政治，—主文化，前后呼应，相辅相成。本文拟在这个框架下，就胡适中英文的著作，来审视他是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     

论胡适治学方法与治学实践的成就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始终注重科学的治学方法。他所总结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其一生学术研究所遵循的科学方法的积淀和结晶。他所从事的属于整理国故的大量的小说考证、有关《水经注》的考证研究,还有诸如《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戴东原的哲学》、《说儒》等著作,都是他运用这一科学治学方法的实践,而且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期和到北大任教以后,对桐城派主要持批判的态度。但胡适同时对桐城派作了肯定。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和桐城派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传承关系。     

胡适论读书方法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他还亲上讲台向学生传道授业，藉满腔的教育热忱和不凡的教学艺术，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哲学家、史学家和科学家，桃李满天下，饮誉海内外。胡适素来关注读书方法，他认为，面对同样的学习材料，“无方法便没有成绩，有方法便有成绩，好方法便有好成绩”。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怀着对“青出于蓝”的期待，胡适总是毫无保留地向青少年学生讲析、传授自己经总结提炼而出的读书方法：抓住“精”和“博”这两个要素，将书读精稔、读通透，以“建立高深的智识”“贡献于国家社会”。     

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对桐城派没有整体研究,多为片语短章的批评,1923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以代表他对桐城派最系统最全面之评价。他认为,桐城派文章虽然中了"文以载道"的毒,但最大长处是使文章做得通顺,所以在当时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即便是桐城派末期,也并非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革新,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做预备,可以说桐城派文章是古文学到新文学的过渡。     

论胡适治学方法潜在的学术前提

有人认为,胡适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符合科学研究的过程和规律,有其科学合理之处;但又有人认为胡适在"大胆的假设"之前缺乏搜求材料这一科学研究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我们认为对胡适治学方法应做实事求是地分析,要从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治学方法潜在的学术前提着手,探讨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之前并不缺乏搜求材料这一步.     

提高教学质量创新拔尖人才培养

本文分析了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基本要素,提出通过更新人才培养的观念,探索新时期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以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别是改善当前高等学校校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状.     

学术自由、学术规范与教授治学

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互相联系,对立统一,是教授治学的前提和基础。但在我国大学学术活动中,学术自由的缺乏与学术规范的缺失,束缚了大学教授对真理的追求。对此,分析原因,建构有利于教授治学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是当务之急。     

青年毛泽东的“自由研究”思想浅析

在毛泽东早年教育思想中 ,“自由研究“是他备为推崇并一直孜孜以行的治学思想。他提倡“变被动求学为主动求学”以及“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 ,共同讨论为主” ,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读书与治学》读书报告

《读书与治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从胡适先生一生丰富的论著、演讲以及书信中摘取文章三十余篇汇编而成。这本书专门谈论青年人应该怎样读书、怎样治学,全书共分为"怎样读书""漫谈教学""确立志趣""训练思想""治理国学""论学书简"六卷。     

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胡适在20世纪初使用“活的文学”一词来提炼新文学的本质,概括新文学在语言工具、精神内涵等两个方面的文学性,认为文学语言要“活”,需用浅显生动的白话进行创作;文学精神要“活”,需有真情感和真思想的贯注,而具有这种文学性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就是白话文学(民间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实情和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胡适所倡导的“活的文学”,功绩主要体现为语体革新。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把胡适的言论作为逻辑起点或常识,继承其全新的文学史观,在使用白话文写作时,因受到西方民俗学的影响,对“活的文学”作为精神内涵的一面逐渐遗忘,而把民间文学导入具有学科意味研究的同时,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日益被遮蔽。     

从成长规律看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培养

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是指那些在学术上尤其是基础理论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就的学者。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规模、结构和质量,往往更能够体现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以及科技发展的潜力,特别是其高     

从成长规律看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培养

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是指那些在学术上尤其是基础理论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就的学者。从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成长规律的角度,通过分析构成他们成长和发展的环境与制度要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并对当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实现路径。     

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胡适在20世纪初使用"活的文学"一词来提炼新文学的本质,概括新文学在语言工具、精神内涵等两个方面的文学性,认为文学语言要"活",需用浅显生动的白话进行创作;文学精神要"活",需有真情感和真思想的贯注,而具有这种文学性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就是白话文学(民间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实情和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胡适所倡导的"活的文学",功绩主要体现为语体革新.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把胡适的言论作为逻辑起点或常识,继承其全新的文学史观,在使用白话文写作时,因受到西方民俗学的影响,对"活的文学"作为精神内涵的一面逐渐遗忘,而把民间文学导入具有学科意味研究的同时,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日益被遮蔽.     

试论陈垣的宗教史治学方法--以《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为例

一代史学宗师陈垣一生著述宏富，治学严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学术见解。在宗教史研究方面，注重对宗教典籍之外其他史料的运用是他治史学的一大特色，这与胡适大相径庭，两者产生的一场争论耐人寻味。《从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一文写于争论之后，也是陈垣众多基督教研究著作中唯一公开谈论治学方法的一篇文章，文中运用大量档案、诗文等教外典籍研究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情况，体现了他在宗教史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和治学方法。     

论学术自由与创新人才培养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人才。大学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大学教育教学改革要求加强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创新性大学教育的核心理念,它有助于更新教育理念、建立创新性教育体系、优化创新人才的培养环境。学术自由能避免教育停留在传授和模仿的层面上,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动力。本文阐述了学术自由与创新人才培养的相关性,探讨了高校如何创设学术自由环境的问题。     

浅谈胡适治学方法论形成的文化取向

文章主要就胡适的治学方法论形成的渊源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他的方法论体系是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有机融合。     

如何走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路

正作为自主创新的国家团队、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生力军,研究型大学必须着眼世界发展格局,解放思想、先行先试,以开放的气象和改革的勇气,思考和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迈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坚实步伐。一、开拓创新人才培养新思路更新传统的教育观念,确立创新教育理念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先导和前提。拔尖创新人才有着独特的知识构造和智力结构,有着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表现出灵活、开放、好奇的个性,具有精力充沛、创造力丰富、洞察力敏锐等特征。这就需要打破传统的教师重"传授"而轻"启发"、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教育思想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拔尖人才培养

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面向生产和社会实践第一线的实用人才,随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高水平的拔尖创新人才更是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优化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探索和实践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     

"红学"之成立与中国现代学术

胡适将杜威的实验主义运用于《红楼梦》研究，建立了新红学。新红学把长期受到贬抑和轻视的小说提高了与经学、史学等传统学术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但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改变了传统学术的重心，推进了现代学术的转型。这可以说是胡适新红学的主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