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马事变

1931年8月25日,在甘肃省会兰州发生了对时局影响颇大的事件,时任暂编第八师师长的雷中田,武力扣押了省政府主席马鸿宾,震惊省垣。后人称之为“雷马事变”。表面上看,事变是由二人间的各种矛盾所引起的,事实上背景颇为复杂。“雷马事变”前夕,甘肃政局受国内军阀混战的影响而动荡不安。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对奉作战胜利后,蒋介石借北平编遣会议之机,极力扩充个人势力,排斥异己,使得各派军阀矛盾加剧。当时盘踞西北的冯玉祥发起武力讨蒋,但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下,冯部大将韩复榘、石友三,以及跟随冯玉祥去中原作战的马鸿逵阵前倒戈,迫使冯玉祥不得不重新部署:调甘肃省主席刘郁芬率部入陕,     

张学良为何陪送蒋介石回南京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抗日救国,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12月25日,张学良又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终身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张学良为何有如此一举,史学界众说纷纭。笔者也想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史学界同仁。一、张学良发动事变的目的是逼蒋联共抗日,并没有加害于蒋的意图“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北大好河山落于日人之手。张学良也夫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军阀地盘。对于家国沦丧,流落异乡的奇耻大辱,张学良是不能忘怀的。为了有朝一日能打回东北去,他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在他     

试析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发动了西安事变。张、杨二人的身世、经历差别很大,思想认识也有一定的差异。他们从相互有戒心到相互信任,到结成生死之交。分析张、杨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对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试析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发动了西安事变。张、杨二人的身世、经历差别很大，思想认识也有一定的差异。他们从相互有戒心到相互信任，到结成生死之交。分析张、杨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对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之对日战略

“九一八”事变前后 ,是蒋介石对日战略形成的重要时期。蒋介石依据当时国内外形势 ,考察中日双边之各种因素 ,形成了其独特的对日避战战略。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战略的背景和内容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的拥蒋统一立场─—对阎锡山与蒋介石关系的一段侧面观察

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之间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合作的一面。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不仅为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献计献策─—团结抗日，共同御侮；而且反对“华北自治”，劝止调停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这一切无疑对稳定局势、增进民族团结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皖南事变前国际背景问题的一点看法

目前许多党史讲义和有关皖南事变的专著或论文,在谈到皖南事变发生前的国际形势问题时,几乎都认为当时德意日和英美等国际力量都在拉蒋介石,国际形势对蒋介石十分有利,所以蒋介石趁机制造了皖南事变。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日本已经放弃了拉蒋的方针,当时的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不是很有利的。     

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与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是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的根本对立.本文分析了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介绍了两种思想的实锐斗争,评价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作用和局限性.     

孙中山令军舰炮击粤督署问题浅析

1918年1月3日晚,孙中山命令军政府海军舰队的“豫章”、“同安”两舰炮击广东督军署事件(以下简称事件),对当时护法斗争影响很大,各方反响强烈。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人为了缓和各方的紧张关系,在事件发生后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留下不少文字材料。但这些材料基本上属一派意见,政治倾向性明显,且多数强调事件是对桂系军阀无辜     

问题解答

答: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略我国时,美帝采取支持纵容的态度,并和日寇签订了秘密协定,认为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部的问题美日之间是“什么事都好商量”。它大量供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军需物资,如1930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额仅4,182,384美元,到1931年就骤增至19,300万美元,其中主要是供应枪炮弹药和其他军需用品。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美国就曾有人主张要蒋介石把东三省卖给日本。事变发生后,美帝又“劝告”其走狗蒋介石不要对日抵抗。如当时的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编辑约·鲍惠尔在后来审判日本战犯作证时曾揭露:国民党政府“曾得到英美两国的劝告,劝他们不用抵抗”。1931年11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福白斯向日本外务大臣面交     

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论析

“攘外必先安内”是“9·18”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从“9·18”至西安事变,这一“基本国策”被贯彻执行达5年之久,对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影响.研究这一政策,探讨南京政府确立这一政策的主客观原因,进而剖析、评述这一政策的内容、性质和作用,对于正确认识和估价国民党该段时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无疑是有意义的.本文拟对此作一初     

中山舰事件剖析

<正> “中山舰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国民党书刊历来污蔑说:这次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次倒蒋阴谋”;我党也一直宣称:“这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反革命活动”。事实真相究竟怎样?弄清它,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一、事件前中共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至20日,故又称“三·二○事件”。总的来看,中共与蒋介石的关系在事件前还是比较密切的,蒋介石也确实以左派面目出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后,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镇压了商团暴动,进行了两次东征,平定     

谈新桂系与“四·一二”政变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统一广西后,不久就正式归属了广东革命政府。以后,他们在实现两广统一、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等重大的斗争过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出师北伐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与蒋介石合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从此开始走上了公开反革命的罪恶道路。为什么新桂系的政治态度很快就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这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一个历史问题。考查一下新桂系走上反动道路的主要过程及其基本原因,对于研究新桂系军阀史以及中华民国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仅根据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对此课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开始了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至十一月,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重大胜利。当时,蒋介石集团却怀着险恶的目的,把南昌作为大本营,加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勾结,挑起了旨在篡权、另立中央的“迁都之争”。一九二七年三月,蒋的“迁都”阴谋被挫败。以后,他除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外,尤为注重拉拢和组织国内的反动势力,抓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之浅析

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以后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几乎是仅次于蒋介石的显赫人物,他既与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又是一个拥有30万大军的军阀统帅。然而就是他,在1934年还忠实地执行着蒋介石的的“剿共”政策,时隔两年之后却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上内战,联共抗日,这无疑是个突变,什么原因促使张学良不顾一切毅然发动西安事变呢?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试析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目前,史学界对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作了充分的探讨,但对“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尚未深入考察,本文试图对此加以探讨。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主持东北,领兵几十万,对日又有家仇国恨的张学良,却执行了不抵抗政策。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张学良长期以来形成的“统一才能御侮”的思想,是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根本原因之     

“福建事变”与闽西南

1933年发生的福建事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福建事变虽然发生在省会福州,但它始终以闽西南为战略腹地。十九路军指挥部、龙汀省政府设置在漳州,参与闽变的第三党人集结于漳州,“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良运动在闽西施行。福建事变与闽西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分化和优势兵力攻击下失败。     

试论大革命时期新桂系的政治嬗变

作为从旧桂系军阀中脱胎出来的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接受广东革命政府的领导,为巩固两广革命根据地、发动北伐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同时又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历史罪人。新桂系政治态度的嬗变,对广西及中国的政局有重大影响作用,使刚刚兴起的大革命归于失败,打断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对日态度变化之客观原因

从一二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蒋介石对日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妥协退让转变为抗日。同样是淞沪抗战,为什么蒋介石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剖析。     

论中山舰事件中的谭延闿

中山舰事件后,扑朔难测的广东政坛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谭延闿,本文拟对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表现作一探讨.一、拟赴韶关,举兵反蒋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目的在于打击中共和排挤汪精卫,以扫清独裁障碍,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所施之突袭手段,无疑给卧病在床的汪精卫以震撼、羞怒,因而有“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的遣责和“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付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的联盟呼吁.事实上,各界对于蒋介石擅自行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住宅等做法也如汪精卫一样义愤填膺、在军界尤为明显.当蒋介石发动事变消息传来,对其跋扈专横,“早已愤懑不平“的谭延闿就欲有所动作,“欲谋联合三、四各军共同讨蒋”.从第三军朱培德处也传来了向蒋介石提出异议,“并准备从西江北江向广州移动”的消息.谭延闿还亲自赶到苏联顾问团住址.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之法”.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资料更说明,谭延闿曾经找过毛泽东,向他提出了反击蒋介石的主张.另据亲历者回忆,谭延闿曾饬令准备专车,拟赴韶关调兵(当时第二军驻扎北江一带),正式发动反蒋.周恩来也曾有“这时、谭     

浅析“济南惨案”前后的蒋日关系

从“四·一二事件”到“七·七事变”十余年间,蒋介石的对日政策经历了试探拉拢、妥协退让以及联共抗日等几个阶段。“不抵抗主义”是蒋介石对日关系的基调,而其形成则始于1928年的“济南惨案”.本文试就“济南五·三惨案”前后蒋日关系的变化及影响作一些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