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土司制度的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辨析

广西土司制度最终确立于元代。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源头大体可以追溯到秦汉王朝的"羁縻之治"时代,唐宋羁縻州县制度是广西土司制度的前身,元明广西土司制度由唐宋羁縻州县制度发展与演变而来,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广西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是在明朝统一广西之初,具体表现为明初在统一广西的过程中实施对钦州七峒长官司的改流,由此揭开了王朝中央在广西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的序幕。历史渊源与改土归流开始的时间问题由此成为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浅论鄂尔泰的改土归流策略

清雍正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改变了这一地区闭塞、落后的社会形态。改土归流主帅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改流中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策略对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清雍正时期南丹土司续存的原因

雍正四至九年,清廷对云南、湖广、贵州、广西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政策。但在南丹州,由于经济条件尚未发展成熟,且出于对广西改流顺序与轻重缓急差异的考虑,结合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南丹州在位土官的本分与顺从及对当地土兵牵制地方动乱的需要,清廷尚未对南丹州实行改土归流。     

雍正“改土归流”辩

大规模"改土归流"是发生于清雍正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何认识和评价"改土归流",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雍正改流,并非个人随心所欲,而是以"大一统"理论为依据,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不能因为在改流中引发武装对抗,造成血流伤亡,就将其全盘否定,而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既要看到清廷以武力强制改流,甚至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倾向,这是由封建王朝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更应强调"改土归流"的实质是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场社会变革。     

明代芒部(镇雄)土知府承袭纷争与改流问题

明嘉靖初年,芒部土府因嫡庶争袭仇杀而被改土归流,但不久便革流返土。万历年间,镇雄土府因水西安尧臣冒袭土知府引发黔蜀纷争,在安尧臣归水西后,明廷亦有针对镇雄府的改流之议,但终未施行。通过明廷对芒部(镇雄)两次土知府承袭纷争的处置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明廷一厢情愿之事,而是受到周边土司态度、土司重视血脉传承、土司地区险恶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风俗民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也正因此,明廷在土司改流问题上的态度愈加慎重和务实。     

明代广西改土归流进程中关于设土与设流问题的论争

广西实施改土归流进程中,明代朝廷内外、朝野上下围绕着设土与设流问题曾有过激烈论争.在土官宜存宜废的问题上,各方意见不一,明显存在着认同上的差异.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在明代广西改土归流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州县官吏是选用本地少数民族首领还是由封建中央王朝派遣流官充任.论争的实质,是在封建中央集权王朝体制下,要不要保留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实行少数民族地方自治的问题.结果,明朝廷审时度势,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目的出发,采取了合乎广西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的改土归流政策和措施.     

雍正时期昭通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其归滇事宜

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中,昭通地区的改土归流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雍正朝审时度势,开始了在昭通地区的改流行动。改流初期,雍正朝持谨慎态度,拟对昭通和平改流。随着对昭通土司认识的深入,武力征剿在所难免。乌蒙土司被改流之后,因雍正朝任用流官不当,致使乌蒙复叛,但旋即平定。为保证昭通社会迅速恢复稳定,雍正朝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使昭通地区的政治格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改流过程中,昭通的归属问题亦提上日程,从便于对昭通地区的改流与治理的长远角度考虑,最终将昭通划归滇省。     

雍正时期昭通地区的改土归流及归滇事宜

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中,昭通地区的改土归流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雍正朝审时度势,开始了在昭通地区的改流行动.改流初期,雍正朝持谨慎态度,拟对昭通和平改流.随着对昭通土司认识的深入,武力征剿在所难免.乌蒙土司被改流之后,因雍正朝任用流官不当,致使乌蒙复叛,但旋即平定.为保证昭通社会迅速恢复稳定,雍正朝实施了一系列的善后措施,使昭通地区的政治格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改流过程中,昭通的归属问题亦提上日程,从便于对昭通地区的改流与善后治理的角度考虑,最终将昭通划归滇省.     

论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

西南民族地区过去主要是土司制统治,进入明代后,由于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和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日益发展,土司制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因而自明代永乐年间开始,便出现了改土归流的趋势,永乐十二年贵州置省,是这一趋势的重要标志。入清以后,这一趋势显著加强,雍正年间鄂尔泰在西南三省的改流,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后,终使西南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得以完成。改土归流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改土归流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

改土归流持续数百年之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改交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格局,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变迁,且使得土司辖地的社会结构发生重组,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最终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地理分布格局。改土归流虽然为中国历史发展之大势所趋。但其中之局限与缺憾亦应引起注意并予以严格批判。     

从广西忻城土司官族诗文看中原文化对壮族土司文化的影响

广西忻城土司文化是桂中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忻城土司官族的诗文在用典和声韵以及形式等方面体现出逐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情况,而其中的《教士条规》16则更是体现了他们主动向中原文化靠拢的思想,由此看出中原文化对壮族文化的逐步影响过程。中原文化对土司文化的影响有主动接受和被动接受的原因,这是土司地位所决定的。     

清代维吾尔族伯克的权力及其权力运作

伯克作为政府与维吾尔族民众联系的中介,权力很大。伯克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很少受到制约,民众根本没有参与政权的机会。     

忻城土司文人莫震的儒家思想及其成因探析

忻城土司文人莫震的立身行事和他的现存诗作均表现出特色鲜明的儒家思想,本文即旨在对其儒家思想的表现以及形成原因加以探析。     

从冕宁司法档案看清代四川土司的司法活动

一般认为土司司法活动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以后逐渐消亡,但从冕宁的司法档案来看,一直到清末,冕宁的土司还在流官的管理下,参与地方的司法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组织土兵维护治安、参与审判与调解、协助缉拿逃犯,但土司的活动受到国家的监控,这是清代少数民族混居地国家通过土司管理民族事务的最好体现,也是流官与土官管理、协助、配合共建社会秩序的现状。     

广西忻城土司歌圩文化与旅游开发

忻城歌圩文化以它鲜活独特的艺术形式而享誉海内外。在旅游开发中,我们不能满足现状,要善于分析其成功与不足之处,并能依据这些客观实际,设计出更具特色的土司歌圩对歌形式,以促进忻城旅游业的发展。     

滇西抗战对滇西土司的影响

滇西抗战是发生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南边疆的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云南边疆民族关系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并反过来对滇西抗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云南抗日战争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内容。滇西的沦陷,到滇西反攻战收复失地,都对滇西土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五十四年来明代土司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4年来,在＂中国文化热＂的驱动、刊物的支持、学者的努力和高校的培育下,明代土司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在理论建构、方法论转换和资料运用方面,存在着重官方轻民间、重实证轻解读和重文献轻田野的问题。因此,应强化土司族别史研究,建立国家和社会分层体系,分类解读政治文化现象。     

播州土司文化教育考述

播州土司文化教育与汉文化有密切联系,南宋时期文教昌盛,明朝初年学校教育随之兴起,儒学教育也达到较高的水平,形成了播州以汉文化和儒家学说为主的文化教育。明代中后期播州文教在土司统治的桎梏中又陷停滞落后。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司的社会控制

历史时期土家族地区土司对统治阶层内部、土民、外来人口、相邻土司及非土司地区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土司的社会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简论莫氏土司在南丹州的统治

莫氏土司从宋朝开始对南丹州进行统治,到清光绪三十一年改土归流完成结束,经历了将近千年的时间。莫氏土司依据土司制度对南丹州进行统治,对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曾有过促进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司制度逐渐没落,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最终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