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好酒赵元遇上皇》元明版本比较

杂剧《好酒赵元遇上皇》是元代作家高文秀的作品,在其流传过程中主要有元明两种版本。元刊本和明抄本在剧情、剧本结构、题目正名和演唱方式上大致相同,但体制、角色、曲牌曲词和科白等几个方面存在差异。元刊本保存了元代杂剧的本来面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明抄本顺应时代要求进行了改编,其价值也不容忽视。     

脉望馆本与《元曲选》本《桃花女》杂剧版本差异考述

元杂剧《桃花女》现存有两个完整本子,脉望馆本和《元曲选》本,这两个版本从题目正名、曲词宾白到情节结构和人物设置都存在一定差异。《元曲选》本比脉望馆本多出八支曲子,宾白更为整饰。脉望馆本语言更为舞台化,《元曲选》本则更为案头化。情节设置上两个版本也有少量不同之处,《元曲选》本还增设了丑角和搽旦。脉望馆本应当比《元曲选》本更接近元刊本。     

《元曲选》与《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的《看钱奴》比较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今存在的唯一一部元代人所刊的杂剧选,而《元曲选》是明代臧晋叔所编写的杂剧选。在对《看钱奴》元刊本与臧本的比较当中,发现两种版本在形式体制、曲文唱词、人物形象、情节构造、思想内容上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多处差异。臧本在元刊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宾白,修改了曲词,形式体制上更加完整,人物形象更为丰富,体现了元、明两个不同朝代对于杂剧的看法,以及杂剧在流传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和演进。     

杂剧《范张鸡黍》元、明刊本的比较分析

杂剧《范张鸡黍》主要有元、明两种刊本,二者剧情出入不大,都歌颂了范式、张劭的深情厚谊,对元代卖官鬻爵和权要横行的现实也作了深刻地揭露与批判。元、明刊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形式构造上,明刊本在继承元刊本的基础上,修改了曲文,增订了曲白,大大增强了文学效果。但元刊本也有其保留价值,研究元杂剧不能重视明刊本而轻视元刊本,应将二者作为对照来研究。     

《草堂雅集》的版本系统及成因

元末诗歌总集《草堂雅集》大致有三个版本系统:元刊本系统、俗本系统和徐渭仁所藏清抄本系统。从诗人和作品的收录情况和编次对比来看,元刊本系统可以替代俗本系统,而与徐渭仁所藏清抄本系统差异较大。造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元刊本的递修成书、渐次刊刻与辗转流传。综合了三个版本系统优长的民国陶湘刻本是《草堂雅集》最全的古籍版本。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及其校勘

<元刊杂剧三十种>在剧本形式、音乐体制、组曲方式、用字风格等方面都体现出演剧特性及艺人的参与.<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经过艺人改编的通俗演唱脚本.对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整理,历来皆以明代版本为标准,趋向于典雅的文人化,这种倾向恰与元刊本的文化特征相悖.校勘元本,应尊重其原貌,少校改,多注释,并开辟元本的通俗文艺研究之路.     

从金圣叹批“俗本”看贯华堂本《水浒传》的底本及其他问题

近年来学界多认为圣叹评点贯华堂本《水浒传》所用的底本,是袁无涯所刊的百二十回全传本,但另有学者存疑。我们将金批中"俗本"贯华堂本的文字与袁无涯刊本、郁郁堂刊本、遗香堂刊本、容与堂刊本比对可以发现,贯华堂本《水浒传》底本当为袁无涯本,批语中所谓的俗本为大涤人序本一脉;同时,最初的贯华堂藏本在金圣叹得到之时或许已经是一个被删改过的本子。     

《元曲选》增删元杂剧之说多臆断——《元曲选》与先期刊抄元杂剧作品比较研究

戏曲研究者通常批评臧懋循《元曲选》大量删改元杂剧,这是一种错误认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元刊本比较,在情节、思想内容、人物、曲词等方面,差别确实很大,而将《元曲选》所载元杂剧与早期明刊元杂剧比较,虽有差异,但并不太大,有的甚至完全一样。所以,如果说《元曲选》对元杂剧有所修订,这种修订也应该是在之前明刊本基础上的修订,而非直接取于元刊本。因此,臧懋循“师心自用”改订元杂尉之说实属臆断,《元曲选》同元刊本杂剧不同处应当看作是明人的集体作为。     

从《三国演义》的诗词演变看文人对小说艺术的提升

本文通过对元至治新安虞氏刊本《三国志平话》、明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本《三国演义》中诗词的比较分析,指出从诗词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在《三国演义》从民间口头文学发展为丈人案头之作的过程中,由于文人的参与,使得这部小说获得了两次较大的艺术提升,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层次,进入一个更臻完善的艺术境地,从而也为文人独立创作白话长篇小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史记正义》佚文在日本之传存

《史记正义》佚文在日本的突然出现,从时间上来看,是元代彭寅翁刊本流入日本的室町时代中期释灵元以后的事。由于当时中国正值将散失的典籍进行搜集整理再以刊本形式宣布传播的文艺复兴时期,因此必须考虑到《史记正义》单注本以某种形式舶来日本的可能性。其中的一种解释为:释灵元使用据认为属于其本人所有的《史记正义》单注本,在标有英房识语的元代彭寅翁刊本《史记》印纸上,用墨笔对与三家注合刻本所引用的《史记正义》内容互不重复的《史记正义》佚文部分进行了大量的添写批注,与此同时,还在与三家注合刻本引用的《史记正义》互相抵触的地方做了异同的注释。释灵元的个人藏书在成为释栴室(心华和尚)的收藏之后才得以宣布于世,因此被后世称为《栴室本》。然而,在该版《栴室本》中加入的"添写批注",之后又被其他的元代彭寅翁刊本及南宋黄善夫刊本加以转抄,于是就诞生了这里所说的《栴室本》系统本《史记》。     

略论明代版本学成就

明代版本学研究呈现出兴盛局面,其成就首先体现在对各类版本起源的探讨;其次是对版本风格特征的研究,包括综论宋元刻本的风格特征、探讨宋元刻本的字体、描述说明宋元刻本的纸墨、论述宋刻本的装订,以及论析明刻本的风格特征等;三是评论历代刻本、鉴定与辨别版本,评各地历代印书纸的优劣及特征。     

试论明初入仕元官的境遇与心态

元末官僚系统的崩溃及朱元璋的拉拢与笼络使元官入仕明朝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他们在明初享受的待遇较元末也相对优厚,但其入明后的心态却显得矛盾和复杂。无所适从的贰臣角色和政治羁绊下的卑微人格使他们的心态日益压抑与苦闷,也预示了其结局的不可琢磨。入仕元官虽对明初政治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但对明代政治走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从明代小说看明代手工艺制作的水平及其商业化

宋元时期逐步兴起的中国工商业，经明初作了进一步的结构调整后，在明中叶开始繁荣起来，它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市民商业活动的描写，尤其是对当时各种手工行业如酿酒、绘画褙裱、园艺、织造、首饰制作等情况的描写，是明代小说在取材上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可以了解明代时我国早期工商业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     

商贾的忏悔与元明文人的自赎

元明文学中出现了若干忏悔赎罪的商贾形象，这对于当时文人自悔自赎的心态颇有影响。明代中期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廷相、徐祯卿等复古派，是从商贾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忏悔转到文学艺术的层面的自悔；王世贞、谢榛、吴国伦等复古派后劲的自赎，有利于他们在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上由格调转向性灵；袁中道、谭元春等晚明革新派的自悔，也有利于深化晚明文艺启蒙思想。显然，明代中后期文人群体的自省自悔，从特定的层面展示了“真文人”的心态，是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文艺启蒙思想的标志之一。     

元、明、清习家池考辨

习家池大约于元中前期迁建于阎家冲山谷西端的白马泉源旁的今址,可能因迁建的习家池规模太小,工程质量太差,民族矛盾的影响而失去记载,至明代正德年间始有重修记载,经明代两修、清代三修才形成今天的格局和规模,其格局、内容等方面和汉宋时的习家池有很大的不同,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论明人整理宋集的成绩

明人对宋集的整理,是在元代图书典藏、刊刻的基础上进行的。明代公私对宋元遗籍的搜集和保存,应当说是相当重视的。明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对宋人别集的刊刻、抄录等方面。另外,在宋人别集的重辑、选编和注释上,明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元末世变与戴良诗歌的美学形态

元遗民诗人戴良生于元之盛世,长于元末动荡中,见证了战火中朱明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具体可概括为三种: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这些美学形态使得中国诗歌美学愈加丰富和多元化.     

《简帖和尚》成文于金代考

话本小说《简帖和尚》产生时代,有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持宋代说、元代说者较多。但从小说内容、流传过程来看,它的产生年代应为金代。     

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

元代徽州的宗族建设主要体现在族谱编纂、祠堂建设、祖茔建设、族田设置、宗族内部管理等方面。元代徽州宗族建设所涉及的内容,在明清时代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表明元代是徽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兴盛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论明代华北妇女贞节观的发展与嬗变

明代华北地区贞节观念的形成经历了辽、金、元时期的积淀,虽然目的同为激劝风俗,但明以前妇女贞节观与明代有甚大区别。明代华北地区已经出现了列女群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她们的形成与分布有其自身特色,这与当时重要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同时也受当地忠烈风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