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与"同途殊归"--从思想交融角度看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本文从思想交融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儒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先秦"原始儒学"、宋明"新儒学"和当代"新儒家",并就此做了一些价值判断.这三期的儒家们,虽然同在合理吸纳中外文化资源以"为我所用",但其结局却不尽系统("同途殊归");而这也昭示了儒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从“儒法互释”到贺麟的法治类型学

现代新儒家以接续传统儒学“道统”的方式整合西学以寻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作为舶来品的“法治”自然进入新儒家们的思考疆域,其中贺麟对法治关注尤甚.从“体用兼赅”、“儒表法里”出发,结合贺麟对其所处时代的法治期许,辅以其法治类型演化说,可以一窥新儒家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法治图景想象,而深度挖掘新儒家法治思想的合理内涵亦对当下中国法治思想建构有所裨益.     

也谈董仲舒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以一种"同情之了解"的立场

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史上处于关键地位,即儒学在由原始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关口,亦即儒学由私学上升为官学的关口.但是历代学者对其评价有着极大分歧,尤其是近代以来更是如此.新儒家基本忽视或否定了董子的历史地位,更有学者对董仲舒将儒学的"政治化" "宗教化"予以批判和否定,这都是失之偏颇的.我们应当以一种"同情之了解"的立场和态度来反思和重估董氏之历史地位,肯定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论当代中国政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儒学在其强劲复兴的过程中,呈现出从心性儒学不断走向政治儒学的明显趋向。面对西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公民社会等现代性政治理论,儒家开始根植传统,立足中国现实,重新建构出儒家新王道论、儒家社会主义和儒家民主政治论等系统而多元的政治儒学。如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政治儒学之中取长补短,切实增强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活力,那么将不仅可以促进政治儒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可以有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论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统一

思想文化的统一是秦汉时期统治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秦王朝统治者以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策略,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政体格局,以法家思想独尊。秦朝的灭亡,实际上是法家思想作为统治策略的失败,汉代统治者与思想家经历了从黄老道家思想的实践到儒家思想的认同的过程,最终确立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对原始儒家进行改造,并使儒家经学阴阳五行化,加快了秦汉思想文化统一的步伐。汉代儒学大讲阴阳灾异,加速了儒学的世俗化,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议儒家法律思想对现代法治社会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自两千多年前便以儒立国,整个中华法系是以儒家法律思想为精神实质而形成了以中国为首的大儒学文化圈,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积淀深厚的文化内涵长期在我国历史中闪耀出璀璨的光芒.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法律思想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其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合理成分,无论何时,对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略论二程“援引佛学改造儒学”的思想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克服了传统儒学先天性的哲理贫乏、思辨不足的局限,完成了重建封建伦常道德,建立专制主义新文化的时代要求。而这是通过当时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内容向儒学注入理性思维的新血液而实现的。与周敦颐“援道入儒”建立“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改造儒学宇宙观不同;也与张载立足当时自然科学最高成就,熔铸《易经》建立“气本论”而弥补了儒学的哲理贫乏性不同,程颢程颐则是通过援引佛学的理论结构、论证方式等佛学精义,又融合《六经》建立起“理本论”而提高了儒学的哲理性思辨性,进而实现了儒学的新发展。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展示二程援引佛学改造儒学的历史根据和理论特征,再略析其历史理论价值,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儒学被尊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在汉代就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但到魏晋却受到     

浅论秦朝法治思想与法治的得失

秦朝法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但是长期以来后人论及秦朝的暴政及其灭亡的原因时,往往将其归咎于法家的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法治由此背上恶名,几乎成为专制暴政的代名词,以致后人论及法治便心有余悸。笔者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本文探讨了秦朝法治思想的正反两个方面问题。     

儒家存疑求新精神之历史考察

儒家存疑求新精神之历史考察钟杨提到儒家，许多人不免把他们与保守、落后等词汇联系起来认识。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不客观的。诚然，儒家的确有其保守、落后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有怀疑、创新的一面，不然，儒家学说不可能在中国绵延不断的延续二千多年。因此...     

汉代儒学的新发展及其社会影响

本文主要从儒学在汉代形成的新内容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入手探讨其发展变化。儒学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完善和适应社会潮流,形成自己新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亲政性、世俗化及制度化的特点,赢得独尊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同时,在汉代统一背景之下的儒学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在当时思想、道德、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巨大的整合作用,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秦朝的大一统观念与史学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但是只有短短15年,加上秦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政策过程中,也力行树立法家的权威性,以至"焚书"、"坑儒",使得秦朝史学著作留传至今的极少.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秦朝就不重视史学.无论是从秦朝政治的"大一统"观念上,还是从秦朝对史学控制的加强上,都不难看出秦王朝对于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高度重视和强烈要求.     

儒学和儒家文艺美学的嬗变

儒家文艺美学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按照儒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历史阶段,探讨儒家文艺思想与孔学、经学、理学、心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关系,分析与儒家美学相关的各种命题、范畴和理论问题。从"天人合一"、"体用一源"到"智的直觉",是儒家思想能与时俱进而脱胎换骨的生机所在,也是贯穿儒家文艺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思维方式。     

台湾市场经济中的儒家伦理及其处置

在台湾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和当今阶段,传统儒家伦理对市场经济发挥了功能性作用,但其与市场经济的继续发展也有矛盾的一面.因此,不能把儒学伦理笼统地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必须注意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情况会有所不同.传统儒学伦理也面临现代化问题.     

论康有为的自然人性论及其启蒙作用

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近代思想观念的变革也包括人性观念的变更。封建社会儒学把人的本性规定为礼义道德，这种思想可以称为道德人性论。儒家道德人性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它成了束缚、扼杀人性的工具。康有为认为封建社会这种儒学背离了孔子本意，在恢复、弘扬孔子儒学正道的旗号下，他以自然人性论对儒家道德人性论进行了批判，否定了封建社会正统儒学“性善论”、“性善情恶论”、“存天理、灭人欲”等固有观念。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开风气之先，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原因分析

先秦时期思想自由、开放,人们可以各抒己见,没有所谓的权威、标准,各种思想学说纷杂并存。而古代的思想家又普遍认为思想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希望统一思想。一直到西汉汉武帝之前,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循的统一的主流思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从先秦百家之一的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被广泛接受,主要有几个原因:儒学的文化渊源最深远、社会影响最深广;儒学能为西汉的王权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儒家有助于维护君主权威和社会秩序;儒学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答当时的现实问题。     

儒学长盛不衰原因及其影响

从孔子开创儒学以来,儒学在中国社会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国家力量的推行,儒家学说的社会适应性,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儒家传承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使得儒学长盛不衰。儒学一枝独秀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一面,也不可避免的有负面影响。当下,我们需要结合实际对儒学重新诠释,在扬弃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地位的历史变迁及文化思考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的自身内涵及其在社会延革中所处的地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儒学是在融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而在发展中,它又善于吸收融合外来的文化。其典籍之丰富,体系之博大,可以批判地吸取其精华,进而成为建设新文化的源泉之一。     

简论儒家思想在汉初的发展

儒家思想从汉初到武帝前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时期。虽然焚书坑儒给儒学造成了极大打击，但秦统治者并未完全放弃儒家思想，而且汉初的黄老思想中也渗透有很多儒家的观点。此外，儒学在民间的传承也从未中断。在这一时期，一些儒家学者积极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使儒学适应了汉代现实政治的需要，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一切与儒家思想在汉初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儒学的制度承当:失效、解体与省思

以思想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为研究进路,余英时、李泽厚针对儒学当代发展问题,对港台现代新儒家作出了批评性评论。这意味着儒学在内涵上至少包括哲学儒学和制度儒学两个面相。文章认为,哲学儒学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已陷于困境而难以实现,贯彻社会———大众路线的制度儒学,从其失效、解体的历史情形看,其实现也是困难重重。但儒学这一双重困境却蕴涵、暗示着解决儒学究竟怎样发展问题的方向: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把哲学儒学和制度儒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着力在结合的方式、机制上努力探索,以促进儒学的当代发展。     

儒学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德治源于儒家学说。儒学由孔子创建，经孟子、荀子等人的丰富发展，在先秦就已经形成以仁为核心的比较完善的德治思想体系。儒学自汉武帝采纳以后，德治教化成为治国之道．历二千多年始终占主导地位。儒学德治思想对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对推动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绵延不息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后，到封建社会后期逐渐衍变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某些方面产生了异变和僵化，至清末逐渐走向衰颓。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也需要德治，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时代呼唤道德重建，儒学德治思想经批判继承后具有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