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赫尔巴特：科学教育学的开山祖

●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 ●教育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即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的途径、手段和障碍。 ●既没有无教育的教学,也没有无教学的教育。 ●兴趣意味着自我活动。兴趣须是多方面的,因此,要求多方面的活动。     

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中国样貌

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成为相对稳定的知识"栖身"于工具书、教育史教科书中。"研究"性质的文章,则多是在与福禄贝尔、杜威、迪尔泰等人的比较中,呈现赫尔巴特及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相关观点。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尚仲衣据英文版翻译的《普通教育学》,但此举并没有将赫尔巴特相关研究引向深入。民国时期赫尔巴特教育学译介来源更加多元,但并不注重赫尔巴特或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著作。虽然"赫尔巴特"之名在教科书、期刊中出现频率愈高,模样却依然是一幅"简笔画",不过是"科学教育学的创始人","赫尔巴特教育学"则是"目的—方法"框架的反复与强化。     

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与中国早期教育学

教育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20世纪初西方教育学生主是德国赫收发持学派教育学输入以后才开始的，而中国引进赫尔巴特学派理论则紧日本为媒介进行的，同时，在引进的过程中，国人萌发了结合中国社会和教育实际，探索教育学科学化的良好愿望，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初步建立起了我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和方法体系，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教育学的科学化。     

王国维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导入

王国维(1877-1927)是近代中国导入西方学术思想及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初，他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期刊《教育世界》，在广泛介绍日本、欧美教育制度以及西方教育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导入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及其理论基础——以康德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的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心理学，对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赫尔巴特道德教育思想论析

赫尔巴特从他的哲学和伦理出发，系统在论证了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他把培养道德品质视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制定了具体的道德教育实施途径。其道德教育理论，应该给予批判继承。     

重新掀开被湮没的历史，正确认识被曲解的传统——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与伦理学

赫尔巴特主张以伦理学来说明其教育的目的。本文主要以《赫尔巴特文集》为依据,试图进一步探讨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与伦理学思想,包括其研究教育的基本方法,教育学的伦理学基础以及教育性教学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并思考其在当代的意义。     

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中的几个问题辩护

赫尔巴特是１９世纪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对他的教育思想，人们多持否定态度，把他作为传统教育的代表进行批判。本文对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作重新评价，认为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虽然带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其对教育理论的建树仍有无可争议的贡献。     

论赫尔巴特教育学的方法论特征

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是建立在他的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他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统觉”这一概念在教育上的运用。他试图在“目的——过程——方法”这一思维模式下构建起具有三维结构性质的教育学理论;他的教育学是一种以“目的”为逻辑起点的教育学,由“基础理论”、“教学论”、“训育论”和“学校管理论”四部分构成。赫尔巴特建构了一个被后人竞相模仿和因袭的完整的理论教育学体系,为教育学找到了科学基础,试图将教育学研究置于较严格的科学条件和实践基础上。在方法论意义上,我国教育理论界从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中可以获得两方面的启示:研究教育必须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者的自身素质是决定其个人在教育研究这条道路上走多远的基本条件。     

赫尔巴特的性格形成理论研究——基于教育学与伦理学相互关系的视角

赫尔巴特将道德性视为人的"全部目的",道德教育是通过性格形成而实现的。他克服了康德关于性格的二元论,将人的性格视为一种可塑的性格,并将教育行动和道德判断建基于一种审美的因果性。在这两项努力的基础上,赫尔巴特一方面提出了伦理学的道德判断理念,将教育纳为伦理学的必要环节之一;另一方面则建构起系统的教育理论,说明了实践理念对教育行动的规定以及通过教育而在人的性格上实现道德性的途径。以此,赫尔巴特在其关于未成年人性格形成的理论中形成了教育行动和实践理念在感知-审美层面的一种相互关系。     

我读赫尔巴特

教育史上的经典著作永远是教育工作者的最佳启蒙。作者结合时代背景,通过对《赫尔巴特文集》的阅读,归纳评析了赫尔巴特所构建的科学教育学体系的历史价值及其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只有对历史投入足够的重视与反思,才能对现实拥有敏锐准确的关注;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良好的理论素养、强烈的现实及本土意识是做好各项教育工作乃至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派的基本前提。     

“幼教之父”陈鹤琴

著名教育家，我国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的奠基人陈鹤琴，他建立并完善了中国化、科学化的儿童教育理论体系，构建了现代中国儿童教育新结构，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他慈祥和蔼，挚爱学生，被不同时代的学生所敬仰；他天性活泼开朗，致力实践着自己的“一一切为了儿童”的终身思想。     

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1901-1904）

1901-1904年,为赫尔巴特教育学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其间,中国学界对它的引入,至少有两个不同路径学术著作的翻译和留日速成师范生的听课笔记。与之相对应,形成了两种类型的教育学文本学术著作与讲义纂集。后者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如湖北和直隶对波多野贞之助讲授内容的不同取舍。这种特殊的历史际遇,成就了中国现代教育学在产生之初的特殊学科形象。     

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一个跨越世纪的回望

20世纪初,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导入中国。特定的导入动机、导入路径和导入时机,使得我们在学习赫尔巴特教育学方面埋下了诸多的“先天不足”。1919年以后,中国学习别国教育学的主潮几经更迭,先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学,后是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由于缺乏对后二次学习与先前一次之间内在关联性的发现,学习杜威、学习凯洛夫成了变相批判赫尔巴特的过程,遂又导致对赫尔巴特甚至对整个教育学理论的学习都流于表层而无法深入。     

赫尔巴特实践哲学的教育学意蕴——以赫尔巴特与康德的思想关联为考察中心

赫尔巴特在接受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同时,也吸收了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观点,阐述了内心自由完美性友善法公正五种道德观念,从而完成了其实践哲学的构造,重新在意志与经验、道德与认知之间建立起联系,并强调意志、情感、道德和认知一样是观念联合的产物,回归和坚持了道德的理性主义立场。在此...     

对赫尔巴特的教学过程学说的分析与评价

赫尔巴特是科学教育学创始人，他的教育学说，特别是教学过程的学说，对我国中小学教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本文首先指出了赫尔巴特的出身、时代背景、政治立场和哲学基础，说明他的全部教育学说是为维护德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其次，对赫尔巴特的心理学说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对赫尔巴特教学过程的四个阶段：明了、联合、系统、方法的含义、要求和方法，作了明确的剖析与阐述，最后，作者在肯定赫尔巴特教育学说中积极因素和对教育科学历史贡献的同时，明确的指出，赫尔巴特的教学过程学说是机械的形式主义的，他把教学的步骤、方法完全与教学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年龄特征等脱离开来，使之成为一切课的进行公式，是安全错误的。     

赫尔巴特教育心理学化的理性分析

被称为“教育科学之父”的赫尔巴特在构建教育学理论大厦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以心理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把心理学的运用贯穿在整个教育学体系即目的、过程、内容与方法的论述中,其教育心理学化努力对以后教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从探寻心理学化的条件入手,理性地分析了赫尔巴特教育心理学化的主要内容及特征,客观评价其历史地位,对正确理解赫尔巴特及教育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个性与道德——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导读

约翰·菲力德利赫·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Herbart,1776-1841)是近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传统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普通教育学》出版于1806年,是赫尔巴特最     

关于“我们怎样思维”的教学探索——从赫尔巴特到杜威

赫尔巴特在教育史上尤其在教育学研究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的思维程序，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和“自由想象”，建立了科学的思维的雏形。20世纪初，杜威进一步将科学的思维概括为暗示－问题－假设－推理－用行动检验假设等“反思性思维”。在两种不同的思想和理论中，二者都以“我们怎样思维”作为追问的主题，而且分享了“假设－检验”的解决方法。     

教育学与批判——对各种批判教育科学思想的局限性及问题关系的思考

教育学与批判有什么关系,而批判又同教育学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属于教育学行动理论和教育科学元理论方面继续在争论的、始终还未定论的问题,从基本理论角度看,这也许是当前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实践教育学的任务是教育成长着的一代接受各时期现实社会中流行的规范、风格、知识和行为榜样,并因此赋予理论教育学和教育科学以形成和检验肯定性教育的指导性模式和实践的使命。而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认为,实践教育学应当教育青少年在为创造更好的社会的工作中成为改革者与革命者,并探索一种理论教育学和教育科学研究,以能在方向…     

“生命·实践”教育学思想的魅力:重新回到赫尔巴特

新基础教育强调个体育德的整体性,凸显个体成德的文化性、自主性、教育性。新基础教育确实体现了作为学派的努力,在寻求当下教育实践的整体性、综合性的过程中,力求实现教育目的与方法的统一,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统一,现代视野与民族立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