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士不遇赋》中的士人处世之道

中国古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现实生活中的士人往往处于两难之境,既要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又要迎合世俗,故形成社会环境与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董仲舒《士不遇赋》集中阐述士"遇"与"不遇"之关键在于其生存的时代,士之处世则应以"正心而归一善"为标准,勿为世俗而丢弃人格,旨在论述特定时代中士人的处世之道。     

论董仲舒《士不遇赋》中的士人处世之道

中国古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现实生活中的士人往往处于两难之境,既要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又要迎合世俗,故形成社会环境与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董仲舒《士不遇赋》集中阐述士"遇"与"不遇"之关键在于其生存的时代,士之处世则应以"正心而归一善"为标准,勿为世俗而丢弃人格,旨在论述特定时代中士人的处世之道。     

从《士不遇赋》看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士不遇赋》深切抒发了董仲舒个人怀才不遇的悲凉心绪,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普遍的不遇境况。从这篇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董仲舒"君子固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与志趣。这篇赋反映了时代变化,思想内容丰富,创造了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了高度成就。     

审美救赎论:"人生艺术化"——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及其理想旨归

朱光潜在调和理想与现实、变革社会与超脱现实的矛盾之时,在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层面上发现了中西文化之闻的价值契合点,并在中西文化对话的基础上,提出了其"人生艺术化"的重要主张.该主张是朱光潜审美情趣、艺术追求、人生态度和人格理想的集中展现.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救世的人文情怀,在当今商业文化语境下,愈来愈凸显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积极深远的现实意义.     

宋明士庶礼书述略

宋明时期形成了专门针对士庶礼仪生活的文本规定。宋代礼典明确将士庶作为制礼的特定等级,将士庶之礼明确列于礼典,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规定。私撰士庶礼书因应平民社会的兴起而出现。北宋司马光《书仪》是对前期"家礼"、"书仪"传统的集成总结。南宋朱熹《家礼》以古制为蓝本,以时俗为参酌,清楚标明"冠昏丧祭"四种彰显人伦的人生仪礼的连续性与重要性,标志着民间士庶之家常行四礼的独立与成熟,并为士庶礼书提出基本而完整的体例架构,开启了后代民间家礼(四礼)之学。     

论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这一主题，其原因何在?本文从三方面论述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首先，士人的不遇是悲士不遇辞赋产生的现实基础。其次，对“遇”的强烈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强烈的不遇之感是悲士不遇之辞赋产生的主观原因。第三，辞赋是汉代士人表达其不遇情怀的最佳载体。     

讴歌土地情结 展示社会风云──评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

《土地》是一部建构宏伟、场面壮阔的长篇小说,包括《火花》、《自由》、《曙光》三部曲。本文从四个方面观照评析了这部宏篇巨制：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评介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写作条件等;以"土地"问题为视角,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之联系的广阔视野透视了作品所写社会风貌、基本情节和典型形象,揭示了作品讴歌土地情结,展示社会风云的广度和深度;从创作方法、艺术特色、作品的风格等方面评赏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从"时代的局限性"出发,评说了作品的不足之处。     

理性教育观之应然向度——朱熹“人性论”思想的当代教育价值反思

朱熹为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其"宇宙论"奠"人性论"之始基,"人性论"剖"人性"生成之路径,进而为"教育何以能"奠定了系统且扎实的哲学基础。朱熹"人性论"思想体系的当代教育价值:可生成本善学生观,秉持本善的人性理念是教育的逻辑起点;可生成现实学生观,遵循人性的客观特点是教育的实践基点;可生成内生过程观,关照人性的自觉力量是教育的实效基础;可生成全面引导观,注重人—境的多维整合是教育的应然追求。此四维"理性教育观"之应然向度,给当代教育者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启示。     

尼采的悲剧哲学与审美生存

第一位悲剧哲学家尼采,从希腊悲剧文化中提炼出悲剧艺术与悲剧精神,以此解读人生、诠释生命,从而把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生活引向崇高的艺术审美境界之中。尼采赋艺术以形而上的性质,认为艺术与哲学同根,只有在艺术审美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存在才是合理的相互交融。从生存论的角度看,尼采的艺术哲学揭示了现实人的生存之美,即人的生命之美是生成的人生;人的诚实之美是道德的人生;人的艺术与科学交融之美是完整的人生。尼采开启并实现了哲学生存论与艺术审美论的完美结合。     

汉代“士不遇”赋研究

“士不遇”赋是汉代政治抒情赋的代表。这类赋反映时代变化,描写自然景物,思想内容丰富,它还探索表现方法,创造新的体裁,在艺术形式上也取得高度成就。不过,汉代士不遇赋有很多的教训,值得深思。     

朱熹格物学说的倾向和矛盾

朱熹的格物说是宋明理学话语系统中的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较大。朱熹对于《大学》里发源的格物学说的诠释，倾向于知性的理路，即在知识论的层面上来理解格物学说。然而，作为儒学者，朱熹的哲学归宿又是价值性的，因此，朱熹对于格物的知性解释与其价值优先的根本哲学立场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紧张，这使得朱熹的格物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知识与价值的纠缠之中。     

关于朱熹哲学性质的重新定位问题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太极、理、气关系是最基本的问题。它决定着朱熹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人们把朱熹的哲学定性为客观唯心主义是不妥的，因为理学本体论中的理、气不是物质和精神问题。而是物质与规律哪一个先存在的问题。这是理学本体论中的理气问题区别于西方现代哲学所讲的哲学基本问题的根本所在。     

朱熹哲学体系概说

朱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他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理气论是朱子学的理论基石;心性论是朱子学的理论核心;格物致知论既是朱熹的认识理论,又是他的方法论;修养论是朱子学治心的重要工夫;理欲论是朱熹伦理思想的核心。朱熹这一哲学思想体系完备,结构整严,上下一贯,把中国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     

"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朱熹教育思想新论

宋代以来,学者普遍认为朱熹的教育思想重在"道问学"而陆九渊的教育思想重在"尊德性"。这是混淆朱熹的哲学建构与教育实践而导致的误解。朱熹哲学固然以强调客观知识的探索为理论特征,但其教育思想却始终坚持知识和德性的内在统一。     

朱熹政治思维下的“诚意”阐述

朱熹对＂诚意＂的关注态度是和＂天理＂一起并列的,是其思想的代表部分。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的腐败,他把希望放在了君主的身上,盼望通过对君主教授＂诚意＂来＂正君心＂,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     

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熹的“《诗》教”思想,经历了从广泛学习前人成说,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并不断加以琢磨、深化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朱熹“《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博采众说、删繁从简、以诗说《诗》、不断深化这样四个阶段,从而从一个学者、教育家的成长历程的角度,来把握朱熹“《诗》教”思想的基本特征。     

朱熹政治学说中的“诚意”思想

朱熹对“诚意”的关注态度是和“天理”一起并列的。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腐败,他把希望放在君主身上,盼望通过对君主教授“诚意”来“正君心”,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     

论宋末金华朱子后学的极端化理学诗论

宋末金华朱子后学何基、王柏、金履祥等人以朱子理学道统传人自居,他们不仅推广朱熹理学,对诗文也发表了很多意见,表现出了鲜明的理学色彩.其主要特点就是以诗说理、以理解诗,以濂洛道统的义理诗为风雅正统,片面发展了朱熹诗学思想的一个方面.     

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新解——从义理出发

从义理的角度论述了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认为“理明经通”、“理辨真伪”、“理为纲纪”、“理一分殊”是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从义理的角度通过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进行总结概括、挖掘整理,以期达到对朱熹经典诠释方法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朱熹"格正君心"与儒家禁欲思想中的政治关切

一代大儒朱熹的哲学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关切,“格正君心“的进言就是这一关切的具体表现.“格正君心“固然也流露出人治的皇权意识,但其间也颇富批判性的思想情愫,它尤其表达了儒家文化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在历史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