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后期政局探析——以刘挚事迹为中心

北宋元祐五年,刘挚被太皇太后高氏任命为宰相。任相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巩固权位,清算异己,最终却在政争中以惨败收场。透过刘挚的进退沉浮,可以看出,元祐后期旧法派内部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力量对比日渐朝着有利于新法派的方向演进,高氏苦心经营的"更化"路线已难以维持,中枢政局的剧变正悄然临近。     

论北宋神宗、哲宗时期内藏库的短暂外朝化

内藏库原系直属于皇帝的财库,在北宋前期丝毫不受外朝宰相府、三司等的监管与干预。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熙宁年间,内藏库吏人开始受"仓法"约束;元丰改制时太府寺的执掌较北宋前期明显增加,成为中央重要的财务出纳机构,并主管京城各仓场库务的钱物出入、监察、审核,内藏库初步开始被纳入外廷太府寺的管辖;至哲宗元祐时,元丰改制关于内藏库成为太府寺下属财库的设想得以完全实现。元祐时期太府寺对内藏库的监管是全方位的,涉及内藏库的收入、支出、库存,在此基础上对内藏库的账目明细进行了监察、审计。至哲宗亲政,太府寺不再实质履行对内藏库的监察、审计,内藏库仅成为太府寺名义上的下属机构,再次成为外朝不得干预的直属于皇帝的财库。虽然神宗、哲宗时期内藏库的外朝化短暂而有限,但值得重视。以前笼统认为内藏库始终具有直属皇帝的独立性、特殊性的观点是不精确的。     

叶梦得“阴抑元祐”考辨

历来对叶梦得最大的争议就是认为他作为蔡京的门客,＂以门户之故,多阴抑元祐而曲解绍圣＂。从叶梦得与＂绍述＂权贵的关系、与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交游、对新旧法的评价等方面分析,叶梦得非＂绍述余党＂,他同情元祐党人,反对立元祐党碑,与元祐党人及其子弟关系密切融洽,他对新旧法的评价客观公允,对绍述之政的批评也是正确的,不存在阴抑元祐。     

苏东坡与淮阴

苏轼的政治生涯一直是坎坷不平的。苏轼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神宗和哲宗两朝。作为神宗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对王安石变法采取独特的批判态度;加之他直言敢谏,得罪了不少权贵,而他洋洋横溢的才华,也每每遭到一些只会靠玩弄权术取媚君王的小人的嫉妒;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他对司马光等全面废除新法又不同意;尔后又成为帝党与后党之争的牺牲。所有这些,使得他一生颠沛于仕途。在“身行万里半天下”的宦海浮沉中,苏轼与淮阴结下了不解之缘。     

《伤仲永》浅析

一、作者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累官至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也是宰相、神宗改官制后用此名）,封荆国公。王安石执政后,积极推行新法。新法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客观上也使人民得到一些好处。新法损害了大地主大官僚等特权阶级的利益,他们坚决反对新法,排挤打击王安石。王安石最后被迫辞职,于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死在南京。     

变法·更化·变质——试论北宋晚期历史叙事三部曲的形成

以王安石为中心的"变法",以司马光为中心的"更化",以蔡京为中心的"变质",构成了北宋晚期历史叙事的主流三部曲。"王安石变法"的本来含义是"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这种表达最早出现在元祐时期编纂的《神宗实录》之中,南宋绍兴修史继承了这一观念。元祐之政在南宋具有典范意义,"元祐更化"的说法是南宋"更化"政治理念在元祐历史上的投射。近代以来"变法"的含义转为正面,意义相当于"改革",而"更化"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善治"含义不再彰显。新法"变质"说主要是为王安石变法辩诬,其形成与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阶级分析法、商品经济论等新思潮密切相关。     

改元不是“立国号”

央视10套《百家讲坛》曾播出《李清照》第二集。在讲到赵明诚与李清照二人的家庭背景时说,宋徽宗继位后,新派旧派都用,执行了一种折中政策,"立国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赵佶(jí)是继其兄哲宗赵煦为帝的,朝代还是那个宋朝,他怎么能"立国号"呢?显然是主讲老师误把改元     

元祐学术之禁考略

宋哲宗绍述之际,章惇、蔡卞当国,元祐党人皆逐远州恶地。其时,以文字整治元祐党人则有同文馆狱。随后,虽因向太后听政而放松了对元祐旧党的责罚,然继之以蔡京擅国,崇宁新党对元祐旧党的报复则尤为严酷,其标志即为元祐党人碑和元祐党籍碑之立。崇宁元年九月,中书省开列司马光、苏轼等“系元祐责籍并元符末叙复过当之人”一百二十名,随即御书刻石端礼门,是为元祐党人碑之初立。三年六月,重定元祐党籍,得三百零九人,亦刻石朝堂,是为元祐党籍碑。在这三百零九人中,至少可分为三类人:一是元祐旧党,二是元符末上疏人,三是与蔡京不相能的新党中人,如曾布、张商英之属。《梁溪     

一生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的苏轼

<正> 北宋苏轼的人生观是:不尚奢谈,而尚实践。这就促使他一生在政治上较重实际,对当时新旧两派的脱离实际及其派系成是导致的过头做法都不赞成,结果既被新派迫害,又被旧派排斥,终身不得志。对此,当时和后世论者都有不同认识。多数认为苏轼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是司马光的同党。有些论者看到他后来反对司马光尽变新法,又想在他头上加一顶动摇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竟将他看成“典型投机派”。纵观苏轼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政治活动,不难看出一贯坚持革新是他政治思想的主流。他一生素志不渝,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改革精神,尤其令人钦佩。     

苏颂《使辽诗》注释——友好睦邻千里行——读苏颂《使辽诗》

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永丰乡人。他从23岁在朱仁宗庆历二年 （1042年）与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同登进士及第后,历任地方和中央官职,一直到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年）升任尚书左丞兼枢密院事、右仆射兼中书尚书,当了宰相,掌握全国行政大权为止,先后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任职,是一位终生从政的封建官吏。他从政稳重、精明、廉正。虽然没有王安石那种大胆的改革精神,但也是一位忠君爱国、廉洁正直和富于远见的著名贤相。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称他:“赵郡苏公,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