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重婚罪的尴尬

目前我国重婚现象日益增多，这是对多年来形成的以一夫一妻制为核心的婚姻家庭制度的一种强烈冲击，这些现象严重的影响到了家庭的稳固，给社会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都没有严格界定出重婚的含义，在立法上以及程序上存在的不足导致了重婚罪在现实中的尴尬。文章建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重婚罪作出司法解释，放宽重婚标准，同时实行重婚罪的公诉制度，加大对重婚罪的处罚力度。     

重婚罪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重婚罪是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它危及着我国的一夫一妻制度，违背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影响了家庭稳定．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应当从法律上和实践中正确认识重婚罪。实践中认定重婚罪时应该注意几个问题，即正确认识重婚罪与事实婚姻的关系、重婚罪与“包二奶”行为、重婚罪与通奸、姘居等婚外情的关系、重婚罪与一般重婚行为的关系。重婚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特别是民事上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确立给重婚者以有力的制裁。目前关于重婚罪尚存在一些问题，如对重婚罪的认定标准存在灰色地带、调查取证较难、量刑过轻等。同时，司法机关及执法者应当转变观念，切实维护婚姻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重婚罪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应当从法律和道德等多方面对重婚行为进行严惩，以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恩格斯一夫一妻制思想的名实解读

依据中国哲学的名实论,可以把恩格斯婚姻伦理思想中的一夫一妻制分为"名实乱"一夫一妻制与"名实当"一夫一妻制两种,而"名实乱"一夫一妻制向"名实当"一夫一妻制的演进同样需要通过"正名"来实现.名实论为理解恩格斯的婚姻伦理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读重婚罪法条中的“有配偶”、“结婚”和“重婚”

重婚罪中的"结婚"是指通过登记婚或者仪式事实婚形成配偶关系后,当事人就成为"有配偶"的人,而"有配偶"的人与他人"结婚"再形成一段配偶关系,就可以构成重婚罪。"有配偶"有两种来源,一是婚姻登记形成的"夫妻关系",二是仪式事实形成的"配偶关系"。重婚罪的行为类型不只包括登记婚+登记婚、登记婚+仪式事实婚,还包括事实婚+仪式事实婚、仪式事实婚+登记婚。因为"配偶关系"也来源于仪式事实婚。     

浅论重婚罪之存废

确立重婚罪对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保护公民人身权利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随着人们婚姻家庭观的转变 ,社会的变革 ,在现实中 ,以重婚罪处罚的犯罪分子越来越少 ,且由于罪状规定的局限性 ,笔者对重婚罪的继续存在表示怀疑 ,认为应当考虑废除重婚罪     

重婚罪司法衰弱化之成因分析

"一夫一妻"制是人类进化的理性选择,亦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重婚则是对其的严重践踏,因而我国刑法第258条对此做出明确规定。近年来我国重婚现象泛滥,但涉诉案件极少,被定罪处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出现了重婚罪司法衰弱化现象。究其原因,不仅涉及到理论上规范与事实、法律认知与民众认同的关系,立法上重婚罪的法益保护失衡、条文设置缺陷、事实婚概念民刑不统一,还涉及到司法上重婚罪认定难、起诉难等问题。     

重婚犯罪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对重婚罪规定,存在诸如对“结婚”、“配偶”、“事实婚姻”等方面规定欠严谨等问题。鉴于我国现在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惩罚事实婚的重婚犯罪,应当对重婚罪的客观方面作出更为明确、严谨的规定,从而就事实重婚行为可构成重婚罪的问题,制定出新的,比较完善的法律。     

一夫一妻制与和谐家庭的构建——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

一夫一妻制是迄今为止人类家庭史上最高级的家庭形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系统地阐述了一夫一妻制理论,并科学预见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在未来新社会的发展状况。在一夫一妻制基础上构建和谐家庭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当前,我国基本上具备了建立以男女平等、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着一些不利条件。构建和谐家庭,必须充分认识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意义,不断提高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质量,深入批判性自由论,维护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尊严。     

关于重婚罪的法律思考

重婚罪中的“配偶”、“与他人同居”如何理解；前一婚姻关系无效是否会构成重婚；重婚罪受害人如何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等问题，关系到重婚罪的法律适用，但在实践中争议较大。为此，有必要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略论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札记

<正>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著中,思格斯对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起源和本质及其历史发展所作的分析和论述是异常深刻的。其中对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所作的区分,不但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上形成的(即私有制社会的)一夫一妻制的本质,而且科学地展示了婚姻家庭制度的未来发展的远景,回答了当时人们对未来婚姻家庭状况提出的种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写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作出的公正裁决,是人民大众意志的选择,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本质特点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