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十年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操守

本论文主要论述的是八十年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操守,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批判精神、反思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阐释在这段特殊的文学时代知识分子的自身品格和文学追求。     

新时期以来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领域,存在着文化精神研究、文学本体研究和宗教信仰研究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力与学术影响。在当下多元化的学术语境下,应实事求是地检视三种研究范式所体现的学术理念、观照视角和研究方法,总结得失,多向汲取理论资源,积极寻找拓展的话语空间和创新的研究范式。     

李怡:方法与精神

李怡的学术成就,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深化与成熟的一个侧面。作为一个保持着自觉的学术意识的学人,李怡不仅注重在学术事件的层面上把握学科的研究现状,而且敏于在反思中抓住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和转型的契机。李怡的“进入诗歌本体”的研究策略,被贯彻到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个领域。直接面对作品本身,将具体的研究对象放在整体的历史背景中分析,注重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李怡“走向本体”的三个重要方面。李怡最为根本的精神特征,是在其精神世界中始终贯注着一股真正的左派精神,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的永远的质疑和批判态度。这既是李怡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伦理,也使其学术研究获得了真正的创造性。     

新课程文言文教学的实效性

学习文言文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本国文学和学术变迁的概况,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还可以积淀民族优秀文化,陶冶自身情操,提高自身素养。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文言文的教学状况普通不佳。因此,提高新课标下高中文言文教学的实效性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其中重视文学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重视思想教育是教学文言文的三个极为有效的方法。     

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评潘利锋教授《全球化语境与东西方文学》

异质文化之间文学对话是比较文学学科存在的前提,因为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达成不同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因此。对话不仅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心襟广阔的学术精神。潘利锋教授的学术专著《全球化语境与东西方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正是这种学术精神的集中体现。[第一段]     

鲁迅精神文化资源的正面价值和当代意义

当今社会,在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矛盾和亟待解决的众多问题,这时,重温鲁迅,重提鲁迅的精神文化资源,珍视鲁迅的精神文化资源,无疑有益于我们对当今社会和文化的深刻理解,有益于探讨解决当下问题的途径,也有益于我们对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国学"的承传,从而进一步繁荣当今的文化、文学和学术事业。然而,仍有人在网络上大谈"鲁迅是思想文化的负面资源",流传甚广,因此,必须加以澄清,重提和珍视鲁迅精神文化资源的正面价值、当代意义,以正视听。鲁迅的精神文化资源是博大精深的,限于篇幅,我们主要从鲁迅精神、鲁迅的思想文化、鲁迅的文学和学术等三个方面的主要领域进行论述,并力图揭示出它的正面价值和当代意义。     

浅析先秦寓言兴盛之因

先秦时期既是中国寓言发展的开端，也是其第一个辉煌的高峰。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除了文学自身因素外，更是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和学术争鸣的展开在文学领域中的投射和反映。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与宗教精神复兴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的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是多元复杂的,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自由民主精神在文学中的体现,一方面是大革命后宗教精神的复兴对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宗教精神在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理论和创作上都有体现.宗教精神介入文学对19世纪文学发展的影响则表现为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信仰、开拓了新的视野和促使作家们重新发掘民族文学传统三个方面.     

论文学

文学是个非常古老的精神活动、精神形式,但人们对它既熟悉又陌生,熟知却未必真知。加上西方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文学的＂文化转向＂后,文学的疆界变得无限开阔,而其自身的界定也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学术问题。而此前的＂形象论＂、＂表现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都存在着严重不足,故而需要另辟蹊径,再进行新的界定。新的结论是：从其本源上看,文学是一种高级的魅态文化形式;从其历史面貌上看,文学是个历史性的家族,表现为文学观、特征论、形式定位、流派形态,同时还呈现为杂化和纯化的周期性变奏;从本质的抽象定义看,文学则是象征性的语言艺术,它不以科学和实用为目的,而以想象性超越和诗性的解放为旨归。中国当代文学的致命危机就是＂象征性＂传统谱系的断裂。     

论《史记》精神在元杂剧中的接受

元代文学具有其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在这种背景下,《史记》在元代的接受研究就更具价值与意义。《史记》精神源远流长,滋养了后世文学,在元杂剧中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批判精神、侠义精神、悲剧精神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