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转型的首次尝试——浅析《韦护》区别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文学独特性

《韦护》是丁玲于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她首次将革命者形象纳入作品中,是丁玲从个人主义文学向革命文学开始转型的标志性作品。作品以五四运动前的社会为故事背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的爱情悲剧为原型,借作品中韦护与丽嘉爱情的不幸,来表现当时的社会中恋爱与革命、文学与政治之间是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的。在20年代"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兴盛的时代背景下,《韦护》一直以来被赋予"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的内涵,曾一度被定义为"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中的不成功之作。然而,《韦护》这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学独特性及其思想深度是一般"革命加恋爱"作品中所不具备的,不能够将其简单地纳入"革命加恋爱"范畴中。本文将从《韦护》的文学独特性入手,进一步阐释和解读这部作品。     

浅谈丁玲笔下的革命与恋爱——以《韦护》为例

《韦护》是丁玲在1929年末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中篇小说,一经面世就引起了文坛的轰动,最初对《韦护》的解读多认为是"革命恋爱"故事,带有小资产阶级痕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韦护》并非是简单的"革命恋爱"小说,其中蕴含着丁玲独特创作风格。本文将从《韦护》入手,浅谈丁玲笔下与众不同的革命与恋爱。     

丁玲小说《韦护》的爱情悲剧探析

丁玲早期创作的《韦护》是继《莎菲女士的日子》后又一篇以描写青年男女恋爱为题材的小说,这篇小说以作者好友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故事为原型,描写了青年韦护和丽嘉的爱情故事,但这个爱情故事以韦护的出走而无疾而终。这对曾经甜蜜美好令人艳羡的青年男女为何从牵手最终走向分手,既往研究一般将原因归结为革命战胜爱情,这是不全面的,还应该从男主人公自身二元思想性格特点入手,分析导致这份感情中途夭折的原因。     

浅析《韦护》的复杂性

一直以来,学界大体把《韦护》定义为"革命家恋爱"的典型作品,但是重读《韦护》,我们发现,在作品中丁玲真实地写出了革命内部个体生命的内在矛盾,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韦护》的复杂性进行具体分析。     

以《韦护》为例：论丁玲女性立场的艰难存续

《韦护》是丁玲于192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她从个人主义转向革命文学、"向左转"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丁玲在转型期间复杂的思想内涵。长期以来,《韦护》被认为是趋向"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创作。文章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这一作品进行分析,挖掘其中与同类模式的革命文学的不同之处,旨在探寻丁玲在秉持着革命战胜爱情的目的而进行写作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与创作目的不同的性别化立场,借以展现丁玲在完全汇入革命的洪流前,她从创作之初坚守的女性立场在时代话语的威压下所进行的挣扎与求存。     

解读《韦护》中的女性意识转变

通过介绍作者丁玲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自身经历,来分析时代背景等因素对作者作品中女性意识生成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了丁玲作品《韦护》中的时代新女性特点以及女性意识的产生和在革命与爱情间的选择问题。     

接受美学视角下的《韦护》

丁玲的《韦护》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恋爱生活为原型,不仅是"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在读者群中,《韦护》这部小说没有引起强烈地反响,甚至带给丁玲诸多的争议。本文从接受美学的文艺理论范畴,从读者接受     

革命中的女性爱情及其命运——从《色·戒》和《第四十一》谈起

张爱玲的《色·戒》和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共同关注了革命中的女性角色,在他们的写作视野中,女主角陷入了爱情与其承担的使命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生存困境。拉夫列尼约夫笔下的玛留特卡为国家至上,而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则是爱情至上。两人相同境遇的不同展示,显示了作家对革命中的女性爱情及其命运的独特思考。     

革命中的女性爱情及其命运——从《色·戒》和《第四十一》谈起

张爱玲的《色·戒》和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共同关注了革命中的女性角色,在他们的写作视野中,女主角陷入了爱情与其承担的使命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生存困境。拉夫列尼约夫笔下的玛留特卡为国家至上,而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则是爱情至上。两人相同境遇的不同展示,显示了作家对革命中的女性爱情及其命运的独特思考。     

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女性形象漫议(下)

<正> 到了三十年代,丁玲的创作有了明显转变。开初,她的小说也曾“陷入恋爱与革命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但不久则超越了这一台阶,呈现出崭新面貌。作为转变的起步,即是她从一九三○年起连续发表的《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一) (二)。如果说,最早的《梦珂》、《莎菲女士日记》、《在暑假中》等是丁玲在一条坎坷小道上,为“五四”高潮后一群知识女性的内心苦闷奔走呼号,那么,一九三○年先后发表的《韦护》,     

《红豆》的悲剧意识

《红豆》继承了左翼文学的阶级性的部分特点,一方面,秉承了“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最终爱情为革命服务,爱情服务于革命的形势需要。除此之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使得作家之间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另外一方面,它继承了当时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特点,不可否认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和《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故事情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牛虻》与《白鹿原》中爱情故事“革命性”的比较

评论家们把《牛虻》定位为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是肯定作品思想的革命性,二是爱情的浪漫性。而小说《白鹿原》中,白灵和鹿兆海的情感历程显示出,在作者的引导下,小说成功地用＂革命＂话语置换了爱情话语,爱情被＂革命＂遮蔽。爱情的内容因而受到了改写：相爱不是因为两情相悦,却是来源于＂志同道合＂的＂革命＂需要。在两个爱情故事中,体现出爱情与革命间的不同关系。     

伟大的、革命爱情的壮丽史诗——毛泽东词《虞美人·枕上》等三首赏析

毛泽东抒写革命爱情的词作三首《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和《蝶恋花·答李淑一》,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是毛泽东人格魅力和独特风格的诗化表现 ,堪称是革命爱情的史诗 ,为当今和后世的诗人和词家抒写这类诗词 ,创立了学习的光辉范例     

变革时代个体生命的迷失——重读丁玲的小说《韦护》

《韦护》是一部“革命加恋爱”式的作品，虽然在学史上的成就不高，但他们为学带来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一批新的学形象，一股自由奔放的气概。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学模式加以彰显是不全面的。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这样一种叙事方式下。一种不成熟但却不失真实的知识分子心态得到了相应的呈现。     

浅析《简·爱》中的三种爱情观

文章从如何对待爱情的角度,通过分析《简·爱》一书中三个主要人物的爱情观：女主人公富有激情又符合道德法律的纯洁的爱情观,罗切斯特感性至上、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蔑视法律道德的爱情观以及圣约翰＂一切为主＂把妻子作为工具的理性至上的爱情观,批判了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和只要婚姻不要爱情的爱情观,这两种爱情观都不符合人情,都是不道德的,颂扬了能经受得住时间、空间、财产和地位的考验并且为法律道德所接受的爱情。     

女性写作的男性化叙述——论丁玲二十世纪30年代的男性观

二十世纪 3 0年代 ,由于生活中男性 (胡也频和冯雪峰 )的影响 ,丁玲的男性观发生变化。对瞿秋白有了抛弃感情偏见的重新认识 ,具体体现在她的小说《韦护》中。此后一系列的“革命 +恋爱”小说都是以男性做主角的。在具体写法上 ,丁玲倾向于男性化叙事方式。南京时期 ,她进一步尝试用男性第一人称对男性暴力和男性沉沦生活进行揭露 ,出现了“陈伯祥”这样的“多余人”形象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读《长恨歌》时,我感觉白居易似乎偏题了：“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分明是讽刺批判,可是到了后来居然爱情至上,“在天愿做比翼乌,在地愿为连理枝”,把这段荒唐事变成了千古绝唱的爱情悲歌。诗言志,歌咏言。在情殇背后,是白居易在缅怀自己的爱情,他把自己的哀怨情感融进了《长恨歌》。     

《逝伤》的爱情悲剧探源

鲁迅一生中仅写过一篇以青年知识分子的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这便是《伤逝》。作为爱情小说来看,《伤逝》是独特的,它显然有别于那些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它的典型意义也远远超出了恋爱婚姻的范围。作为爱情悲剧来看,它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的爱情悲剧。象梁祝、宝黛的爱情悲剧,主要由于封建家庭的压迫摧毁了纯真的爱情,使他们不得不以身殉     

现当代小说中的娜拉出走主题及其嬗变

"娜拉出走"是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提出的女性解放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从鲁迅《伤逝》、杨沫《青春之歌》与苏童《妻妾成群》三部作品看出,中国"娜拉出走"的主题,大致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轨迹,即从"恋爱至上主义"的流产到"革命至上主义"的皈依,再到"生存至上主义"的回归。     

革命时期看人性--《坚硬如水》的三种解读

阎连科的长篇新作《坚硬如水》通过刻画一对革命情人在文革时期的革命和爱情经历，展示了当时人性的扭曲状态。论者选取革命时期的爱情，道德和语言三个角度分析小说中的人性状况，试图揭示和探讨小说在革命与爱情的结合、革命与道德的悖离、革命对语言的践踏三方面引领读者思考的几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