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介话语权重构

媒介话语权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权力。因而,在传播实践中,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组织、利益集团都在积极争夺对媒介话语权的控制,从而导致话语均衡的理想状态很难形成。尤其是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来自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控制成为制约话语均衡的主导力量,媒介话语权也因此一度沦为＂政府代言人＂或＂经济创收者＂。为此,本文提出的重构媒介话语权仍以寻求话语均衡为目标,认为媒介话语权应该回归公共权利的本质,自觉地代表公众利益,为公众服务。也就是说,媒介话语的均衡发展关键在于媒体、公众的公共意识的树立。事实上,媒介话语权均衡状态的建构不仅是大众传媒的进步,也是对国家民主建设的推动。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角色——从“长春婴儿丢失案”说起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一般来说,突发公共事件往往具有负面性、不确定性、危害性乃至灾难性,并携带规模信息量和形象的杀伤力,一直以来都是新闻的竞技场,容易产生热点效应。2013年3月4日一个两个月大的男婴丢失事件成为长春全城关注的焦点。在此次突发事件中,媒体报道反映了自身角色的转变。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治疗功能探析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公共突发事件频发,人们的身体、心理、情绪等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大众媒介在公共突发事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及时向受众传递信息,还具有对受众的心理、情绪、精神等进行"治疗"的功能。本文在对媒介治疗的方式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书籍、电视、网络等不同大众媒介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给受众带来的具体治疗效果,同时还为媒介治疗效果的提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主流媒介角色——以贵州"6·28瓮安事件"为例

本文系统分析了主流媒介在该事件进程中的角色变化,探究了变化发生的原因,并对主流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应承担的角色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从突发公共事件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教育路径——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

媒介技术的发展带领人们进入了全媒体时代,社会舆论环境由此也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以后,政府要塑造和保持负责、诚信、务实、亲民的外在形象不仅需要面对突发事件本身的处置,更要及时利用新媒体应对事件引发的相关舆论。本文从政府信息披露、事件处理、舆论应对等方面对河南永城发生的两起典型突发公共事件进行对比后发现,社会舆情的引导和控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官员应对媒体的思辨能力、反应能力及利用能力,凸显出提升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必要,同时就如何提升官员媒介素养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媒体要掌握话语权

所谓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主要分为四类：一是自然灾害。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水上灾害和生物灾害等;     

不同类型媒介在公共事件中的角色变迁

2007年到2011年,我们搜集了上海交大研究实验室共一万两千多个事件。从中挑选了1400起热度指数较高的事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实证数据描述了五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媒介在其中的角色演绎和变迁,以及政府和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的运作模式,并从中取得了一些发现。新旧媒体长短并重第一个发现,首先在新闻生产领域,新媒体已经逐渐占据了新闻报道的制高点。在2007年和2011年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公共事件占比增长超过15%。新     

浅议草根微博话语权实现的传播困境——以“丁锦昊事件”为例

时至今日,具有自媒体性质的微博在全球的影响力已不容小觑,这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对于传统话语垄断地位的动摇是显而易见的,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潜移默化地重构着原有的话语权格局.凭借微博,普通民众获得了更多的话语空间,微博似乎成为了实现公众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丁锦昊到此一游”事件谈起,着重分析草根微博在传播公共事件时的发声过程,及在实现话语权过程中的现实表现,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探究草根微博在实现公众话语权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并针对困境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不同类型媒介在公共事件中的角色变迁——基于2007-2011年重大公共事件的实证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国媒介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迁,不同类型媒介在公共事件中的角色演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本文对2007年至2011年以来的1420起热点公共事件进行了数据搜集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逐渐挤占了传统媒体“第一落点”的优势,但是传统媒体在新闻生产方面的诸多优势仍不可取代;新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增强,对媒体的关注焦点的引导力超过传统媒体,但传统媒体因信息深刻性、系统性和权威性,在公共事件中的二次传播阶段占据优势;传统媒体相较于新媒体,在影响重大公共政策议程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公共事件中应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力量,并重视新媒体的参与和运作,在危机管理和舆论引导上打“组合拳”,协调不同媒介的作用.     

新媒体事件:话语权重构与公共治理的转型

近年来,新媒体事件不断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虚拟社群的民意诉求、新媒体的舆论引导与政府部门的权力介入,新媒体事件更具制度变迁和社会导向意义。     

新闻评论贵在积极介入本地突发公共事件——以《晶报》“深圳飙车案”系列社论为例

"深圳飙车案"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时代的突发公共事件,从事件发生、网络发酵到公众强烈质疑,都具有引爆式特征《晶报》连发8篇社论表达对本城事务的高度关注,在设置议程时,与公众议程、官方发布的权威声音良性互动,既没有强迫读者、公众"怎样去想",也没有淹没于网络舆论,更没被深圳交警发布的官方声音所左右,而是从多个维度对事件条分缕析,告诉受众《晶报》"在想些什么",提供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参考。     

论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媒介恐慌

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一连串突发性公共事件成为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的聚焦点.人们本想借助媒体来消除对周围世界的不确定性,但是强调戏剧性、冲突性的报道内容对民众心理产生了强烈的震荡,使人们陷入恐慌.本文以突发性公共事件为切入点来谈论媒介恐慌,探讨如何规避这种现象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舆论引导——以贺江水污染事件为例

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中,舆论引导是处理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恰当的信息传播可以使组织内外迅速达成共识,加快应急处置过程,而方式不当则容易产生谣言,甚至激化矛盾。在2013年7月发生的贺江突发性水污染事件中,贺州市政府积极与媒体合作,快速、透明地发布官方信息,解答公众疑惑,最大限度地控制危机信息传播,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其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本文主要从贺江水污染事件中舆论引导、应对媒体等的做法出发,详细分析此次事件舆论引导的效果和特点,提出突发公共事件有效舆论引导的建议。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媒介责任——以“三屁奶粉事件”为例

本文以“三鹿奶粉事件”这起公共危机事件之性质和事件来龙去脉为分析背景和具体案例,以事件中相关媒介表现和新闻报道等方面为考察对象,探讨我国媒介面对公共危机事件时的责任担当问题。     

大众媒介如何获取突发公共事件信息

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信息的获取至关重要,一方面信息获取时间差的最小化能保证社会损失的降低;另一方面信息的获取与传播能够确保公众形成公众理性,有效地进行公共突发事件的风险规避。因此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既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网络民意在公共事件中的影响——从杭州飙车案说起

网络民意是传统、现实民意在互联网上的延伸,是借助或通过网络这一信息平台所反映、表达、实现的社会公众思想、舆论的趋向和导向。本文以杭州I飙车案为例,分析网络民意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并就如何看待网络民意提出自己的见解。     

试论媒介融合下的媒介事件报道策略——以中国网络电视台上海世博会报道为例

"媒介事件"是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是一种具有干扰性、垄断性的重大事件。上海世博会是2010年全球瞩目的大事件。中国网络电视台世博台上线,以其及时、生动、丰富的世博内容与网上互动,为网民提供一个权威、丰富、生动的视觉互动体验平台,也为我们在媒介融合时代下进行媒介事件的报道提供了借鉴。本文就是以中国网络电视台世博台为例,探讨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进行媒介事件的报道。     

媒介的事件建构及角色转型——以富士康跳楼事件报道为例

2010年1月23日至5月30日,富士康深圳厂区发生员工跳楼事件13起。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大规模的媒体关注,媒体甚至被质疑是自杀事件的推手之一。关于富士康事件报道的研究多基于旧有的关注点。然而,这一连串自杀事件已经不仅是个体行为,更集中地反映出新生代民工的生存困境,暴露出社会体制的缺失,媒体的社会责任     

网络公共领域中的理性审视——以杭州飙车案的BBS讨论为例

一、研究缘起自2008年起,伴随着一系列突出的公共事件,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民主化进程问题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关心的政治话题。发端于网络的社会运动和大量在网络进行的公共事件讨论将人们的视线再次集中到了网络是否是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本文以为,对网络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的讨论不应局限